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金额巨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不良资产不仅会削弱银行的综合竞争力，而且对宏观经济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引发经济的通货膨胀，干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垄断的商业银行业系统所产生的金融抑制效应，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的缺陷，当不良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衰退。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沉淀，是社会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表现形式，其形成既有四家银行为支持国家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而承担了第二财政职能，承担了改革的成本等政策性原因；也有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外部体制原因；还有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债务严重等社会方面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四家银行经营管理体制尚未真正向市场机制转换，现代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尚未建立，管理方面的行政色彩仍然比较重，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因而不会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其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但是在转轨经济中，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建设还不完善，政府行为过渡或不规范将会妨害企业的发展。本文突出的地方是综合分析了在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单一产权制度背景下，政府干预行为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与清偿的影响。 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就是要分析中国转轨经济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单一、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以及由此制度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作用形成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明晰所决定的，独特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对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所有权缺位造成的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行为异化对不良资产形成及清偿的影响。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其特定的产权制度，要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也必须从产权制度这个角度出发。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是一个“标本兼治”的问题。“标”是指不良资产存量处置，它是一个静态的指标；“本”是指如何防止不良资产的增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防范增量就是要考虑到我国银行的产权制度因素，基于产权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和科学的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是防范增量的根本措施；建立新型银企关系，加强金融监管、信息公开，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防范增量的制度保障；必须打破单一国有的法人产权结构，进行国有银行的产权重构和股份制改造，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引入重组、解散、退出机制，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才能消除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温床”。 从国际经验看，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应遵循“宜早不宜迟”的原则。由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金额巨大，其形成有相当部分是政府行为导致的，而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差，自身无法承受如此巨额的贷款亏损成本，因此，政府(最终是全体国民)承担一部分是必须的。但是，经过历年政府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注资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反而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今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应该强调银行自我承担的途径，不能对政府的承担形成依赖性，否则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道德风险。政府可以给予国有商业银行有力的政策支持，通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金融附属债券，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通过维持高存贷利差，以扩大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增加可用于核销坏账损失的资金来源；通过给银行减税等均衡财政政策，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强自我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此外，要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处置存量不良贷款，进行金融创新，有利于更快、更有效率地处置银行不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