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间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关系日益密切，这一方面可能影响各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显著的外部金融风险，是一国涉外经济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存量”因素。但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针对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存量”研究一直严重滞后于针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流量”研究。为此，本文在国家外管局的已有部分数据基础上、采用国际收支倒推累积法完善了中国1982-2012年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进而从数量和结构角度对中国的对外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　　从数量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对外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并迅速成长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外净资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富的穷国”，笔者通过基于协整的实证分析发现，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幼年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　　从结构角度来看，中国形成了对外资产以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的独特结构，这种独特结构固然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受政策扭曲的影响。　　基于对巨额对外净资产和高度集中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成因分析，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投资头寸状况反映出三大风险，即巨额对外净资产的负收益风险、货币错配导致的汇率风险以及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风险。为缓解这三大风险，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拓宽内资转化和外资进入的渠道;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降低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中的比重;加快资本“走出去”，提升直接投资在对外资产中的比重;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缓解货币错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