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是三大藏区之一。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康藏学”这一概念，以期增强康区研究的独立性。本文对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进行探讨，不仅可以对近代康区政治进行研究，分析各种政治权力主体在康区政治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可以间接研究中央政府以及川、滇地方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将宏观历时分析与中观区域和微观事件分析结合起来，也是对民族—政治—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探索。近代历届政府治理康区的策略或许会对当代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分析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方面的档案、史料、文献、地方志等资料,对资料中论述对象相同的部分，进行归纳；历史比较研究法：对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状态进行比较，以便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性；系统分析法：将近代康区各个政治权力主体看作一个结构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政治权力要素纳入一个结构进行考量。所谓政治权力结构演变研究就是将各种权力主体纳入一个结构体系之中进行观察，分析体系内部各主体的相互关系，考察外部因素对这个结构的影响，最后考察内外环境变化对结构演变所起的作用。另外，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隐含了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到基层的过程，康、藏关系的演变，以及康区行政建置的不断完善三种变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初变。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教的传入，反洋教斗争不断涌现，而清廷对洋教的态度随着中国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而逐渐改变。康区爆发了瞻对工布朗结起义，结果以瞻对赏藏告终。随着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鹿传霖有“收瞻改流”之议，意在加强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结构随即发生变化，并酝酿更深刻的裂变。第二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化。反新政、反洋教、反清廷三种不同力量促使了“凤全事件”的发生，国家权威被大大削弱，地方土司、寺院、驻瞻藏官趁机起乱。清政府通过军事征伐处理“凤全事件”。赵尔丰接手康区事务之后，重塑国家力量在康区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国家权力牢牢占据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但潜在的危险依然没有消除。这一时期，康区的区域独立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第三章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乱。辛亥革命前后，康区因防务空虚，一时陷入混乱。尹昌衡奉命西征，收复故地，并再次进行改土归流。之后，由于控制西康的各位川边镇守使在康区的防卫投入不足，藏军不断东进，致使康区的主政者仅能控制原有版图的一小部分。同时城乡匪乱严重，导致地方民不聊生。英国同西藏亲英势力又操纵西姆拉会议，图谋动摇中国政府对藏区的主权。这时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处于主导地位。第四章刘文辉治理下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刘文辉接管康区以后，在康藏战争中收回了金沙江以东的失地，并对康区的寺院、土司势力采取怀柔与控制并举的策略。土司不仅名号被取消，而且力量也逐渐衰弱，但寺院势力却依然强大。期间发生了“大白事件”、“甘孜事件”等寺院对抗地方政权的事件。国民党中央支持主张“康人治康”的康区自治力量，并试图清除刘文辉在康区的影响，但均未成功。但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自治力量在西康建省问题上却能达成一致。这一时期借国家权力名义的地方军阀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不断回应各种力量的挑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两者关系仍然相对松散。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对康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造。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康区后，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大力宣传，并按照统一战线的理论组织了第一批藏人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共产党在康区展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加强民族自治政府的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中牢牢占据中心地位。结语部分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在近代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康区藏民地方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认同是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政教的适度分离，国家政权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力能力。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呈现出三个趋势：民主化、现代化、政治生活世俗化。这些趋势在康区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中同样能够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