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等人摘录经、史、子部凡65种书关乎治国理政之语，编成五十卷《群书治要》，于贞观五年(631)奏进给太宗阅览。此书不同于隋唐时期《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在编纂动机、方法、体例、内容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但在宋代之后此书逐渐散佚，到了清朝乾隆时期才从日本又传回中国。此书保存了许多唐初古籍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很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此书于贞观初期编纂，也就是在太宗牢固掌权后，政治、经济和社会开始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缺乏执政经验的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的背景下编修。史书记载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四人参与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魏徵乃总裁，虞世南与褚亮以备顾问，具体负责此书的执行主编应为萧德言，所以编修之事只记载在《萧德言传》里。此书不同于其他类书那样分门别类，而是在原书的基础上逐句逐字摘录，确保摘录的每句皆为精要之语，从而更好服务于“欲览前王得失”的宗旨。　　此文借鉴台湾东吴大学宋维哲《〈群书治要〉引经述略》的研究方法，从引经考转向引史考，将所引史部书籍与《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书籍进行对照，试图归纳编纂者的引史模式与引用原则。从那么多史籍中，《治要》只引史书六部:《史记》、《吴越春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除了典籍本身所具有的经典价值以外，也与当时正史优于它史、纪传优于编年、《汉书》优于《史记》等史学情形密切相关。　　本文主体部分将摘录内容与六部史书一一对照，分为篇目问题和内容问题两个部分，对未摘录的篇目与人物给出解释说明，并针对摘录的内容考证出所依据的底本和注文，归纳出被摘录人物的共同特点和摘录方法。通过这种对比考察，论者发现《治要》摘录的内容主要为各个时期文、情、理兼具的诏书、奏议、谏疏、政论，而摘录的人物中，文臣则远多于武将。这表明魏徵等编纂者支持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王道，并非关陇贵族所支持的以法律武力统治天下的霸道。　　从所引史部典籍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历史能够为政治提供较多的借鉴与参考，可起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效果，经世致用的功能特别突出。这也促使贞观时期开始出现“鉴戒史学”，而《治要》比《隋书》等贞观时其他“鉴戒史学”的史书都要早，无疑算作“鉴戒史学”早期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