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解放区文学研究。这里的所谓“历史”,主要包括客观形态的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历史,其中历史的观念处于核心的位置。本文认为,“历史”对解放区文学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历史规约”,它作为一种潜隐的力量控制着解放区文学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历史”对解放区文学来说绝非仅仅是外在的制约性因素和“塑型”的力量,而是通过它有效的渗透和折射最终成为贯穿于作家思维的精神理路和影响文学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本文主要探究“历史”对解放区文学的规约机制及其对文学观念、作家精神结构、叙事模式等方面的深层影响,通过对解放区文学一些基本主题、叙事模式和精神倾向等的描述、解析,还原和浮现其中蕴含的复杂因素,进而探寻解放区文学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解放区文学创作是在一种直接遇到的、无法预约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革命文学的“上海—延安”的空间上的中心位移显然具有时间(历史)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这个文学的新时代是在与过去的文学的“断裂”中开始起步的。左翼文学是解放区文学最直接、最主要的精神资源,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的联系也是通过左翼文学这个“中介”建立起来的。延安文艺整风结束前的一个时期,是左翼文学进入解放区和它最终被改造成“工农兵文学”之间的“缓冲阶段”,此时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原有的惯性,“杂文运动”恰恰集中体现了这种惯性与新的历史要求之间的“错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宣布了文学旧时代的终结和文学新时代的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随之产生。从上海到延安,左翼文学经历了一个被“纯化”和改造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充当了解放区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中间物”。“历史”对解放区文学规约,体现在它对解放区文学观念最终定型的影响上。《讲话》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纲领性文献,“实践的文学”的观念是其精神核心。《讲话》开启了文学的新的历史,从此文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革命范围内与旧世界的对抗。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被纳入到创造历史的革命实践中,它的历史性来自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文学介入了历史,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历史话语的实践者。解放区文学所最终追求的并非只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改造,具有“实践的文学”的特征,它在参与新历史的创造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弥漫着浓重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