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①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被朱熹摘出，与《大学》、《论语》、《孟子》组成“四书”，成为南宋至明清科举选拔人才的必用教材。《中庸》虽是儒家典籍中比较短小的一篇，但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陈荣捷指出《中庸》很可能是古代儒家文献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本。②《中庸》是子思忧道统之失传而作，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最具哲学意味的儒家典籍，《中庸》的英译对传播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目前已有的《中庸》英译本，笔者发现译者对《中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或是未能发掘其深刻内涵。对《中庸》不同英译本比较研究方面的著作或论文不是很多，而且多是涉及对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立足于理雅各、辜鸿铭、陈荣捷的《中庸》英译本，从译本的重点章节翻译和核心概念词的翻译上进行比较研究，并归纳总结出不同译本的特色，探究译本特色形成的原因，从而试图寻找最适宜表达《中庸》思想的翻译手段，以期实现《中庸》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对三种《中庸》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时，重点关注译者对《中庸》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及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译介程度。一方面是对《中庸》中重点篇章、句子的理解，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另一方面比较译者对核心概念词诸如“中庸”、“诚”、“君子”等的理解程度和译介手法，核心概念是典籍中的灵魂与精髓，对核心概念翻译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对整部作品思想的传达。　　 通过对三种《中庸》英译本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概念英译比较研究，笔者发现，理雅各《中庸》译本具有扎实的学术性与浓厚的基督教传教士精神等主要特点;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带有强烈的道德文化宣传和鲜明的“以西格中”特色;陈荣捷的《中庸》英译本，凸显了《中庸》的哲学思想，更好结合了学术性与通俗性，较前人的翻译有很大进步。　　 译本呈现上述特色的原因，笔者总结如下，第一、对《中庸》译本的理解程度不同;第二、译者翻译的动机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影响译本最终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对理雅各、辜鸿铭和陈荣捷的《中庸》英译本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参照了诸如《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英译本，可以发现，当前典籍英译的误区大体有三，一是忽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利用西方概念来反向格义中国文化。二是忽视中国文化核心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错误或片面传达意义。三是主观臆断，忽略典籍之间的思想传承与发展。因而在翻译《中庸》等儒家典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认识到反向格义的弊端，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其次，要重视对原始文献的阅读，全面理解典籍表达的思想文化内涵。最后，要多借鉴不同译者的翻译，采取灵活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译文是译本的再现，译介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造成了译本的多样性，这种现象在典籍翻译中难以避免。但是通过对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能够汲取各家之长，避免一人之短，从而探究典籍英译的一些好的经验与方法，以期《中庸》之类的中国典籍能有更精准可看可研究的英语译本。这也是本篇论文的初衷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