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以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为核心展开的，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过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近代典型的设计史实与现、当代的典型设计案例，总结和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此过程中存在的本质问题及其“异”、“同”。目的在于“鉴古知今”，总结历史经验、展望未来。　　中国设计在近代时期艰难曲折的转型过程，是中国设计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次转型，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影响深远，造成这种转型的根源在于深层的社会观念、传统文化心理等意识转变。因此第一章首先从近代中国人设计观念的变化源起入手，历时性地论述中西设计观念强烈冲突、被动“学西”、主动更新的整体时代特征。同时辩证地看待近代设计观念“被动”转型中的主动性以及现代设计观念“主动”转型中的被动因素，进而做出客观评判。　　研究发现，从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基督教文化中传入的许多科学设计一直在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设计观念，但是，在传统观念的强大惯性之下，中国设计“西化”的进程极其缓慢。直到殖民者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传统观念才被动地转变。鸦片战争使有识之士正视西方的长处并试图“学西”，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中，洋务派兴办起许多军事工业机构;甲午战败、第二次鸦片战争，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富强在“商政”而不仅是“军政”，由此各种民用企业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兴起，引进了大量机器工业，改变了过去一味拒斥西方设计的观念。无论从夏夷观、道器观、人才观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显示出古老中国对西方设计观念的逐步接纳和一定的吸收。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体，带来了民众思想的大解放，有了民主制度，近代中国设计步入又一个转型关口。由于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国经济得到了喘息和回升的机会，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沿海大中城市，是先进的近代工业集中之地，“西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用物观念上，自给自足的传统用物观被洋货冲击，人们开始根据自身需求及承受能力消费洋货，西方的产品设计理念和形式得以传播。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市民阶层以及农民的竞争观念、求利意识都有所转变，带动商业设计艺术的发展。与设计相关的法规也产生了，对商业设计尤其是广告设计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设计观念的“西化”也带来民国时期的时尚风潮，尤其是服装方面的巨大改观清晰可见民国时期中国人与封建礼教的决裂。剪辫放足运动、中出装取代长袍马褂以及《服饰条例》的颁布、女装服饰的简化、发式的变化等，都表征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禁锢人性的锁链的打破。在探求“中西合璧”的道路上，建筑设计界体现得最突出，无论是清末以来殖民建筑移植的原因还是国民政府试图探索“民族化”的折衷主义建筑的尝试，以及留洋归来的学者所受到的西方学院派建筑教育的影响，都显示出力图融合中国审美习惯与现代设计观念的努力。当然，囿于时代局限，这种设计观念在转型之始不久就被阻滞了。直到改革开放，中国设计才从本质上才又一次开始了与西方设计的对接，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近代的继续，但又有巨大的差异。它是一个连贯的、主动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阶段，改革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艺术等问题出现了反复的论争，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被艺术家试验、被批评家反驳、被新人类重新解读——设计语态在反复中更新，在变化中继承，由盲目的“西化”向理性的“西化”转变。　　第二章从如何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思想，并且有目的地根据社会现实筛选、吸纳西方的先进设计思想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对清末、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主要时段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设计与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之间“体用一致”关系的认识不足，走了一条盲目改良、中体西用的道路的过程和原因;认识到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努力，对中国设计有一定推进，但是距离全面、彻底的改革还很遥远。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一轮中西设计思想的交融，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复苏的文化意识为理性地接纳、借鉴西方设计思想提供了条件，中国现代设计才步入一个真正多元、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总结、反省近代中国接纳西方设计风格的误区，论述了中国当代设计设计风格理性折衷、良性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节通过对清末“中体西用”的思想和民国时期的“西体西用”思想在设计艺术方面的典型表现论述，剖析了中国设计思想的改良本质:清末在“中上西下”的前提下移植西方科学设计思想的表象事实上限制了科学设计思想的普及速率;改革者“致用为先”的设计思想造成的后果是仅仅达到了切入西方设计文化的目的却又在捆绑中缓慢前行，致使洋务30年没能改变中国设计的落后局面;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后的重商思潮对设计转型有所裨益，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已经认识到美术工艺可以促进工商业的问题，清政府最后还是采纳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除科举制，办起新式学堂，举办工业学堂教育品陈列馆，在大都会设劝工陈列所、开南洋劝业会、设工艺总局、举办工业展览会，开设工艺性质的学科以及颁布奖励工商的措蒯等。但是由于变法失败而无法避免体制对设计的羁绊。民国时期“西体西用”思想对设计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西式城建规划思想、西式市政建设思想、商界的国货设计思想、西式经营团体与设计管理、西式的消费文化与传播方式。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就提出许多这些方面的现代设计思想，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倒行逆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各种“假民主”政策，根本无力抵御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更不可能为近代中国大多数民众带来彻底的解放，设计师们在政治更迭、经济波动以及混乱的价值导向中艰难地求索。加上战争的影响，中国近代设计向现代转型被迫搁浅。　　第二节着重分析了由于以上设计思想的局限造成的中国近代设计风格的混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古典复兴设计思潮、新艺术运动设计思潮、新艺术运动、折衷主义、现代主义思潮、装饰运动思潮等相继传入中国，中国设计师在被动接受的情形下，也有相对的改良和学习。但是，大多数设计尚停留在表面的模仿，以中国本土的历史为基础而处境化，与原生态的西欧现代设计内涵发生了错离;许多设计师尚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发展观去理解其思想本质，很少顾及到各种风格的缺陷与不足，因此造成设计风格与设计思想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对古典复兴主义的盲从、对新艺术设计风格的热衷、对折衷风格的误读、对包豪斯工艺理念及风格的有限择取、对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推崇。　　第三节论证了当代中国设计思想的理性和多元共存局面的本质。跨越中西文化交流的断裂带，改革开放再次激活中国设计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机制，重新面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良性的社会机制为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深入发展的保障和方向，与这种语境相互共生的设计艺术理念也由此走向开放、对话、理性地折衷，设计师和艺术界的探索也在实践和交流中积极展开，与近代中国设计思想的单一、改良、盲从大相径庭。从种种表现可见，当代中国设计步入一个积极探索的、多元共存的理性时代:在“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并存、装饰与反装饰并存、规范与无序并存的文化语境中，设计思想不再截然对立，时刻处于动态变化和适应更新之中。出现了民族风格与外来风格并存、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以后的设计思想多元并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并存的新折衷主义思想。并且出现了以中青年一代的个人或创作团体，尤其是海归派为主创的新概念设计思想，由于差异消费引导新的设计思想、通讯时代带来非物质设计思想，中国各地涌现出与西方最新设计思潮同步的前卫设计团体或个人，有意识地推动中国设计艺术反叛传统、赶超西方先锋艺术，并且在平面和建筑领域做出了许多成绩，甚至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当代设计思想的多元化本质。　　第三章是从中国近、现代设计思想的演变过程中的许多相似之处着手进行比较的，在看到相似的同时总结出它们的本质区别，即从量变到质变。近代中国虽然大量地引进西方设计风格和手段，但是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其改良型设计的本质，中国设计的主体性地位和本位文化没有得到弘扬，大多数设计处于简单认同欧美文化、不辨良莠的演变特点;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设计基于社会性质、文化类型等根本上的转型，真正具有民主性、多元性、理性等演变特质，其启动方式是来自社会内部、自发性的，无论是从演变过程的整体特征还是从各个历史阶段的变革效应进行具体分析，都显示出比近代具有巨大飞跃的本质。　　第一节从变革语境、变革手段、变革效应三方面论证了“晚清——民国”时期的演变特点与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形同而质不同的整体特征的问题。近、现代中国设计艺术变革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过渡，尽管这两次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设计艺术被推上历史变革的舞台的情形和态势还是具有许多可比之处的。从两次世纪之交、市场经济的催化作用、“西风东渐”的相似、设计文化传播的地域不平衡性四个方面对中国设计艺术的影响可以说明变革语境的相似与不似。经研究发现，近、现代设计的变革手段有以下几大相似与不似之处:个人的作用相似、群体的作用相似、两次“留学热”和“海归热”的相似、媒体作用的相似。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现代设计的转型的宏观特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有目共睹的是，由于体制和决策以及世界环境等的客观差别、人们变革意识的主观不同，近现代设计转型所取得的结果和效应是截然不同的，近、现代设计演变的影响范围有局部与整体的根本不同，改革彻底程度与对传统象征元素也是不同的。　　第二节从较具体的角度分析近、现代以来各个不同的时期，跨越时空、大胆进行对比，也可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得到许多启示。首先将民国中、后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设计艺术演变状况对比，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相似的:两次相似的文化论争、简单化的复兴古典、两次接受构成主义、盲目追随功能主义。将改革开放初期与信息社会阶段对比，发现这两个阶段的设计文化转型无疑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的，在理念和变革措施方面存在和多共同点，许多学者目前仍将这两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阶段已经具有明显的阶段特点，可以进行对比性研究，通过研究认识到两个阶段的转型速度明显呈倍速发展。主要从科技对设计艺术的引领作用、市场观念的成长、设计外延的扩大、文化交流的促进等方面可见此特点。　　第四章主要从设计语言、形式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这两个阶段设计变革的具体途径、差异及其本质原因，并总结其客观原因和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认识到改革的误区和现代设计不断重构的特质。第一节论述了近代设计对中西设计语言的杂糅特点及其深层社会原因。近代设计演变之始，是从对西方设计语言的积极模仿开始的，许多设计师自觉地将西方的设计技法直接拷贝、复制，但是传统语言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与新技法并行，形成折衷或混乱的局面。民国之后，本土设计师对外来技法趋于理性地借鉴，加强了对民族化设计的研究，不乏优秀的现代设计作品出现;但是整体上来看，尚未形成民族化的设计语言，仍旧以被动地跟随西方的现代设计技术和新材料为主要局面。从书籍装帧设计的新旧杂陈、、广告招贴设计的拼贴式画面构成等具体设计实例可见平面设计语言的中西杂糅;从男装具有革命意义的服装结构设计、女装体现人欲复苏的西式改造、服饰面料和配件的取西弃中等具体设计史实可见服装设计技法的长足进步。从照搬西方的产品造型设计、近代机械设计的技术依赖等可见民族工业技术和造型因为“拿来主义”式的照搬而造成近代中国工业难以崛起的局面的设计方面原因。从西式装饰图案的复制与拼贴、西式建材、科技的引进与吸收等建筑遗存、实例可见近代建筑设计技术的中西调和特点。　　第二节从现、当代中国对西方现代设计的接纳程度、吸收与扬弃等方面，论述了中国设计师对中国自己的设计语言的重构本质。这种重构是基于“以我为主”、科学理性的技法的创新、自省和重组，是建立在对世界经济环境的清醒认识和民族自强的决心和勇气的基础上的新生活的追求。这种重构不同于近代“马赛克式”的拼贴，现代设计师正在将中西之间、民族之间的个性差异熔于一炉，形成中国自己的全新时尚;这种重构不再盲目跟从西方，而是去伪存真、将传统不断提炼升华的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中国当代设计尚存在许多问题和误区，但应该看到总体上理性、乐观的发展方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证明其“重构”特点:1、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并举。当代中国设计“重构”的第一方面体现在设计师对于古今中外的设计语言的自如取用，对古代设计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及西方设计中的精华的继承精神。诸多设计案例在取形延意、融合高科技与传统文化方面逐渐显示出中国自己的设计语法。如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形”与“意”的新构，广告设计、服装设计以及建筑规划方面的高科技与传统设计的交融。2、从“机器为本”到“以人为本”。中国现代设计经历了工业化固有差异的逾越、重构与国际环境相适应的设计意识的演变过程。近2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生活为中心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赶超西方工业设计水平的过程中从“机器为本”向“人本主义”的产品设计语言形态转变。3、新古典主义的产生。在西方源远流长的新古典主义，作为哲学意义上影响人们认识和表达思想的一种思潮，在当代中国设计界再次大行其道，并且在中国设计师的笔下赋予其中国特有的设计语义。无论是源于吉祥图案而又经过了形象的再创造的标志设计（如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标志设计和中国联通的标志都采用传统的“方胜”图案，并加以简化、变形），还是服装设计、建筑设计的装饰复古，都不拘泥于历史语义，而是对于古典主义的新变和再创造。新古典主义设计赋予中国的现代设计更多的个性化、人性化和形式美感，使我们的城市规划、日用品、建筑与服饰、环境变得越来越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味”，这点从服装设计语言从“西风”到“东风”的自我重构和中国建筑文化符码的现代应用等设计表现尤其可见。4、设计法规的建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设计师、生产经营者、使用者都越来越感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设计法规的许多条款合理性明显与西方有差距，为此，中国的立法者积极调整，逐渐加大了设计法规的建设速度和力度。这也促进了中国设计的自我重构。各种相关法规的制定与修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条例，其中的相关法规逐渐健全了中国设计行业的法制机制，使得中国设计竞争“有法可依”，并且逐步与国际相关标准接轨。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设计法规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在影响着中国设计的进步，如现行专利法对产品外观设计的保护力度和范围不够、著作权保护的缺陷等问题。中国设计师创新意识、法律意识也必将相关法制建设的完善而提高。　　设计教育作为设计理念演变的前沿阵地，无疑可以更好地阐明近、现代中国设计的艰难建构。第三节论述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问题。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具有令世人惊叹的高超技术和艺术水平，但是两千年的传统文化铸就的“百工”观念，使得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仅限于“师徒相传”、“传男不传女”的狭窄视野，而科举制度更使得美育在整体文化中的地位极其低下。西方侵略者不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他们竭力输入宗教教育，近代先进的印刷和工艺教育也得以“裹挟”而来，无形中成为中国设计教育的演变契机，但是这种被动输入和“外发性”也决定了其转型的艰难。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仰慕和救国之志使得一批批留学生飘洋过海、前赴后继去寻求救国之路，其中不乏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教育影响之士，他们奠定的不仅是现代设计教育的第一块基石，而且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吐故纳新、移风易俗、寻求独立自强的演变的开端。而近代女性设计教育的兴起，对于促进近代女学、女性思潮的崛起都起到了无形的推动作用。　　对近代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可以明显看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被动植入到主动创设的过程，这种本质上的变化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教会学校的“移花接木”。近代初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最初多为基督教殖民文化裹挟而来，这种“中西文化嫁接中出现的“种豆得瓜”的鲜明特点。设计教育，也是这一大规模文化输入中的一部分，在以西洋装饰画、新式女红、建筑设计为主的技术传授中，西方设计教育的新枝以“工艺教育”、“手工教育”、“工程教育”等形式悄然萌发，如土山湾工艺院的工艺技能课。2、洋务学堂的设计教育萌芽。甲午之后对于日本政体、美术教育的羡慕和提倡也从另一角度促使设计教育与大美术教育结合。也就是在这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十九世纪末逐渐出现“化西为中”的工艺美术专业。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这些试图以中学统摄西学的教育变革对于摇摇欲坠的清末统治来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3、教育体制更新与美术学校的工艺教育。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思潮和学界风潮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弊制，废除科举;从1901年-1913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体教育变迁，带给美术教育以存活的契机，各地相继成立私立性质的工艺美校，民国时期的公立美术专科学校等也纷纷引进西方的工艺美术教育内容。思想家和远见卓识的图案设计教育家扛起了时代的重担，开始了艰难的启蒙工作。4、工程设计教育的启航。以张謇为代表的清末商人不仅推动着近代立宪运动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对设计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清末实行新政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他们发迹之后，往往投资教育，资助留学生，开办各种近代工厂吸收女工，聘请先进知识分子教书，传播了新知识包括工程设计教育新理念。5、冲破封建礼教的女子设计教育。始于教会女校的“女塾宏开”，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是，很少有学者强调这一史实:近代女学教育内容中设计文化的输入占很大比例，而且是作为西学中的“亮点”被当地群众所接受的，其设计教学内容如编织、花边、十字绣作为实际的谋生技巧颇受当时的群众欢迎。尔后自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中各类公办、私立的女学堂中，绘画、女红及西式手工艺的内容也一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女学的兴起改变了过去中国女红非生计特征的设计活动形式，将她们从闺房中解放出来，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为生产力，提升为艺术品、工艺品;可以说，设计教育既是近代女性的智育开化的不可或缺的辅助，又是独立孕育的艺术之花。　　从中国近代设计教育的萌芽及发展历程可见出于被动移植和民族生存危机的近代设计教育在理论建设上尚处于摸索和不稳定状态。由大美术观念衍生而来的实利主义教育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实际上仍受“经世致用”思维的影响;只有当陈之佛、庞薰琹等设计专业的留学生承担起设计教育的重任，将设计教育从艺术本体和纯粹的功利主义中拯救出来，与时代的需要和深厚的人文思想结合起来，近代中国设计教育思想与理论建设的起步才真正踏上正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语境中，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贯彻、实施都带有相当的难度，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反思和启示。近代中国设计理论的建构由许多许多不知名或知名的先驱者所共同努力而成，有毕生专注于设计教育事业的学者，也有文坛、艺坛各领域的学者，政界、商界的有识之士，其中以下几位主要的思想家，无疑起到了摇旗呐喊、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他们的思想是值得我们现代的设计师和教育者毕生去追寻、研究和学习的。第一代设计教育理论家如陈之佛注重实践的图案设计教育思想的思想拓荒、庞薰琹融合中西的装饰艺术设计教育思想、雷圭元的图案设计教育思想，在近代设计史上立下了思想拓荒之功，促进了中国工艺美术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实质性转变。鲁迅先生对于近、现代设计教育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先生不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而且精通中外美术、注重“洋为中用”，力介欧洲的木刻艺术等设计形式、技法，身体力行地践行美育事业。学者们对于他的文学、美术等有诸多研究，但是对于他在设计教育方面的影响并不深入，有待系统地总结。简要来看，他的设计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儿童设计教育的呼吁和提倡。2、言传身教的设计思想导师。3、“拿来主义”与传统承继的设计思想。　　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之路历经坎坷，各种交织复杂的原因导致了对现代设计思想的片面理解和忽视，老一辈设计理论家筚路蓝缕地建构的理论思想陷入曲高和寡的地步——直到改革开放的思想解禁，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才焕发新貌。现代设计教育家们努力建构起以人才教育为目标的全新教育观念，改变了近代以来的美术教育、职业教育两相分离造成的后果，也正力图改变文、理科分离带来的相关问题。因此，这一次全方位的理念更新是基于近代设计历史的教训和得失，基于理性地学习西方、融合传统的新的里程，是中国现代设计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所在。从图案教育到工艺美术教育，再到现代“设计”教育的新方向，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观念正在不断更新。　　通过对近、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发展的分析，从深层次上认识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智德双修”等人文理念早就蕴含在老一辈设计教育家的深邃思想中，迄今仍在启迪现代设计师:身处全球化环境，不能只顾匆忙“学西”，而应更多地解读历史、从新的视角理解历史、避免重复历史性的错误，更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设计在继承传统与建构未来之间的许多成绩和不足，才能吐故纳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总之，通过对中国近、现代设计的不同本质特点研究，我们可以自信地看到中国现代设计的前景和目标，这种信心应该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自于信息社会我国科学技术对西方的赶超和跨越，来自于“学无中西之分”1的思维本质——设计艺术，不论中西，不论古今，都是改变人类生活的哲学，只要我们改变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各种中心主义视角，在新世纪必将走向一条正确的转型之路。因为区别中国和非中国的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于文化和道德，设计艺术作为科学和艺术的桥梁、一门新兴但又古老的交叉学科，对于中华民族新文化和道德的建构、重构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条转型之路的成败得失值得边行边看、不断反思、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