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与30、40年代左翼文学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文学史家对她的评论往往欲言又止，这种欲言又止使萧红饱含新意与创造力的作品一直处于有待重新发掘的境地。如果说萧红仅仅作为左翼文坛的一员存在，那她的作品也许就没有再次被单独提出的必要了。正是与启蒙的、左翼的文学的复杂关系才真正凸现出萧红作品的特异之处。 总的看来，《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创作路向上的转变使得将萧红奉为“左翼”作家、抗日作家的批评家们犯了难。在对萧红前期作品《生死场》和后期作品《呼兰河传》的褒贬不一的评价中，后世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可能。之前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生死场》的研究以及对萧红前后期创作的“统一”上，却无从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论述其“转变”的原因。本文拟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萧红小说中启蒙和故土两种主题的转变“故乡”，论述萧红对于启蒙的态度，和在矛盾中对“呼兰河“故土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