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持续变暖趋势的加剧，由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所引起的气候问题恶化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遏制温室效应，实施碳减排政策以应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制造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制造、加工、仓储、运输等过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二氧化碳（CO2）。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的总碳排放量超过25亿吨，制造业所占比值就接近60％。在绿色低碳呼声不断提高，以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为代表的政府碳减排政策陆续出台，减少二氧化碳（CO2）排放已经成为制造企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因此，本文立足微观视角和随机需求，以碳减排压力下制造企业面临的新要求为背景，以制造企业的生产和定价决策为研究内容，研究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制造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投入等方式优化其生产和定价决策的问题。　　首先，本文研究了单一产品制造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的生产决策问题。研究表明：（1）制造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量及碳排放权交易决策。（2）在只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量及最优绿色技术投入水平。（3）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投入组合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量、绿色技术投入水平和碳排放权交易量。　　其次，本文研究了两产品制造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的生产决策问题。研究表明：（1）两产品制造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组合及碳排放权交易决策。（2）在只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考虑对两个产品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并制定各自情形下的最优生产组合和绿色技术投入水平。（3）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投入组合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考虑对两个产品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并制定各自情形下的最优生产组合，及各自情形下的绿色技术投入水平和碳排放权交易量。　　再次，本文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单一产品制造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的生产与定价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及碳排放权交易决策。（2）在只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和绿色技术投入水平。（3）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投入组合决策情形下，制造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及绿色技术的投入水平和碳排放权的交易量。　　最后，本文在第五章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两产品制造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的生产与定价决策。研究表明：（1）两产品制造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制定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及碳排放权交易决策。（2）在只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考虑对两个产品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并制定各自情形下的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及其各自情形下的绿色技术投入水平。（3）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投入组合决策情形下，企业可以根据政府初始碳配额的多少，考虑对两个产品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并制定各自情形下的最优生产及定价决策，及其各自情形下的绿色技术投入水平和碳排放权交易量。　　本文根据模型分析及优化结论，还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学启示：　　（1）在碳限额约束下，制造企业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不会超过政府制定的碳限额。同时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带给制造企业更多的灵活性，企业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合理的调整生产与定价决策。可见良好的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在实现制造企业碳减排责任的同时，可以优化和改进其生产与定价决策。　　（2）在碳限额约束下，制造企业通过绿色技术投入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既可以获得碳排放权节约，以维持或扩大生产，又可以在碳排放权有剩余时出售获利。可见绿色技术投入能够增加制造企业的期望利润。　　（3）制造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时的最大期望利润是否高于无碳限额约束时的利润取决于政府期初给予制造企业的碳配额，因此科学合理的制定初始碳配额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同时，制造企业进行碳减排技术投入的条件是进行绿色技术投入后的单位碳排放权边际成本低于市场上单位碳排放权的价格。因此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制定及形成上应加以引导，并应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低碳减排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可见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中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既调动制造企业参与碳减排的积极性，又不会使整体社会福利下降。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造企业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的生产及定价决策运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也可以为政府的碳排放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