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佑文政策，在社会上形成浓郁的崇文氛围；同时，北宋士人身兼官员、学者、文人三重身份，因此他们对诗歌的批评也往往体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时代内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北宋的诗学批评在前期、中期、后期表现出明显的嬗变。本文共分三章，分别讨论以下内容。　　 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北宋初期诗学批评的两种不同取向。北宋初期的士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宋初“三体”的代表诗人，他们中有朝中大员，也有山林隐士和僧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心态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状况；二是倡导复古思想的士人，他们普遍具有骨鲠的性格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属于非主流士人，但他们所坚持的复古主张却对北宋中后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对诗歌的批评上，这两个士人群体也表现出不同的取向：“三体”诗人以赞赏优游吟咏为主要方面，而复古士人则重视诗歌对现实的关怀。同时，他们在对唐代诗人的接受上也表现出不同：“三体”诗人主要取法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以吟咏情性为特色的诗人，而复古士人则普遍推崇李白、杜甫的豪健诗风和他们诗中的现实情怀。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在对唐诗的接受上，可以用“广”来概况。从自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唐彦谦到李白、杜甫，他们体现着各不相同的风格和创作取向，然而他们在此期都拥有了相应的接受群，这表明此期宋人尚未形成独立的诗学观念，他们在唐诗的笼罩中，延续着唐诗兴味。　　 第二章，北宋中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复古运动的开展，这使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普遍增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向往在政治上积极有为。而在对诗歌的批评上，他们也强烈要求诗歌对现实的讽谕功能；在吟咏性情上则反对无病呻吟。而在对诗风的批评上，与此期士人高昂的入世情怀相应，他们对刚健诗风非常推崇；同时他们也推崇古淡的诗风，这与他们对古道淡泊的接受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古淡的推崇也与北宋士人特有的平淡取向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因此他们在对平淡诗风的推崇中，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在诗歌理论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提出。这一时期，士人改革时弊的魄力与勇气使他们普遍拥有积极的入世情怀，然而政治处境的艰难也使他们强烈地感到了穷戚之感，这是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说的现实基础。而沿袭了北宋前期晚唐体对精深的诗歌艺术的探求，北宋中期对诗歌之“工”也日益重视，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也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对诗人之“穷”与诗歌之“工”的认识与求索，“穷而后工”的提出就缺少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一时期在对唐诗的接受上，与北宋前期相比，具有了明确的倾向性，在对唐诗穷苦、刚健、飘逸、旷达方面的接受上，明显体现出与时代氛围的紧密联系。他们对唐诗之“工”的重视也成为此期时代潮流一种反映。同时，宋人在对唐诗的接受上也表现出一些微辞，这说明宋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唐诗进行冷静的审视了。　　 第三章，北宋后期的政坛已经为新旧党争的氛围所笼罩，文字狱的频繁发生使士人对“文字”的恐惧感日益增强，因而士人为了解决“文字”与政治处境之间的冲突，他们提出了“止乎礼义”的创作路径，因此此期对“清平丰融”的诗风推崇有加。同时，此期也是理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无疑为“止乎礼义”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内因。在对诗风的批评上，此期的重要成果是辩证批评的出现。以往对诗风的批评大多都是对某一种风格的单向批评，而北宋后期士人注意在诗歌外在风格的表象下挖掘内在的“滋味”，在对风格的体味中寻求二者的融合。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范温对“韵”的论述和苏轼对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评价。在对唐诗的接受上，“平淡”与“工”成为这一时期接受的主要取向，前者与士人在党争环境中寻求精神的解脱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是自北宋前期以来对诗歌艺术深入探讨的延续。此期对唐诗的接受日益客观、辩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同一诗人的不同诗风的考察。(2)对同一诗人从风格、形式到内容进行全面评价。(3)对诗人、诗风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在不同情境下，对同一批评对象常常出现不同的评价；即使同一个批评者也会对同一个批评对象的不同方面同时持有褒与贬两种态度。此期对唐诗接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唐诗的全面指摘，这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诗意上，对唐诗中抵触君臣之义，以及对诗人的悲苦、酸楚之态和诗人的道德涵养进行批评。(2)在诗风上，反对唐诗中浅易、鄙俚、寒涩、峻直之风。(3)在诗法上，表现为对律诗无古气、韩愈以文为诗、语工而意不及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