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美两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在研究了两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按照公共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对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实施、以及实施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提出我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创新对策。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与美国的比较,发现我国现行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优点和缺陷,并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启示和经验。在研究了中美两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演变历史后,作者发现,中国国防科技投资经历了一个由建国初期的高投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投入大幅度减少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中国又开始增加国防科技投入,并把提高军队的信息化作战能力作为国防科技的发展重点;美国从二战后政府主导国防科技发展以来,在冷战时期国防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到里根总统时期达到历史的颠峰。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局势缓和,而德国、日本等国家对美国经济发起了强有力挑战,美国开始大幅度减少国防科技投入,同时注重经济性考虑,加强两用技术研究和继续加大军转民力度。“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意识到加强国土安全防卫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开始大幅度增加其国防科技投入,并重点加强了反恐技术的研究。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在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各有千秋,而由此获得的国防科技投资效果也基本满足各自的军事需求。具体的说,政策制定方面: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精英决策模式,而美国是一种多元决策主体博弈的公共选择模式,两者互有优劣。政策实施方面:中国国防科技投入规模远远落后于美国,且投资结构还不太合理,投入规模的差距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以及两国国防科技投资体制的差异造成的;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种政府单独投资的“单一主体”的国防科技投资体制,而美国是一种“官民结合”的投资体制,投入的主要来源为企业部门;美国的国防科技投资管理通过PPBS,很好的实现了控制、监督、规划等机制,投资效率较高。而我国国防科技投资管理中的监督、评价机制还不完善,投资过程中的弊端还很多,效率较低。政策效果方面:中美两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都基本上满足了各自的军事需求,具有不错的军事效果;而对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美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绩效更高,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对两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后,扬长避短,论文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创新对策。具体建议如下:加速多元化市场投资进程;积极推进国防科技投资结构的转型;继续促进国防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在国防科技投资中引入激励机制;加强国防科技投资政策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