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带给现代人新的“网络化生存”模式。当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着急剧的社会变革，这不仅仅是信息、资本、技术、人力和物力等资源重新组合的关键问题，更是技术扩散与信息共享之上的公平与自由问题。在网络化时代，数量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一直处在信息技术生产价值链的下游，他们使用媒介获取信息的方式有何转变？信息的流动和传播是否改变了他们原有的人际关系模式？技术赋权的各种途径是否增进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亦或是使其陷入了更可怕的集体性孤独之中？本文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考察了富士康郑州厂区632名工人的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状况等现实问题，通过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定性的个案访谈、实地观察，深入剖析了我国新工人阶级在网络化时代面临的媒介使用问题与深层次的社会交往困境。　　研究发现了以下结论：第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构成中国新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与父辈相比，他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也掌握了更多技能，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上流动的愿望也愈加强烈。第二，受“世界工厂”宿舍体制的限制，工人们面临着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陌生化，他们的生活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第三，在网络化时代，媒介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工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使其媒介素养整体提高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因陷入浩瀚的信息海洋里而失去判断力，经常沉迷于“拟态现实”中而忽略了与身边的人互动；在旧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断裂后，他们不得不重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身份断裂与重建之时产生了认同困惑。第四，目前新工人群体的总体年龄较小，很多人把挣来的大部分工资都用在消费上面，甚至用来“提前消费”，主动学习的机会仍然较少，这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穷人”。第五，面临网络技术的赋权，一些迅速掌握技术的工人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提升了自己，使自己跨入了更高的信息圈层中；而有些工人则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适应网络社会的技能而被社会抛在后面。第六，随着年龄渐长，新工人们不得不考虑结婚、生子、赡养父母等现实问题，他们在回到农村老家和定居城市之间摇摆，对未来的选择变得更加举棋不定。　　本文的主要内容由以下七部分构成：“绪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新工人”、“新工人阶级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分析”、“媒介与新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交往”、“工作·消费·新穷人：技术赋权的双面性”、“群体性孤独：新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精神状况”和“结论”。文章以发展传播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生动的个案访谈反映了中国新工人阶级在网络化时代呈现出的新特征，他们借助于技术赋权的途径增强了阶级意识和主体性，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困境。这些问题的考证对于信息中下层群体而言意义深远，能够为他们遭遇的现实困境寻找到指导性的答案。但由于时间、资金和精力等现实因素的限制，本文没有将研究对象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与前人的研究做更深入的横向对比，在纵深度层面稍显薄弱，这也是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应当继续跟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