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妇女和译者就被置于同样低下的地位，这为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契机。最早在女性主义框架下进行翻译研究的是加拿大激进女性主义者。她们把翻译作为一项政治活动，通过翻译，努力实现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以及译者和原作者的身份平等。为此，她们建立了一套完整有序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传统的翻译理论抗衡。她们强调翻译就是“重写”，提倡对原文进行“女性主义创造性叛逆”，凸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对原文的重写过程中，她们肆意篡改原文中与她们女性主义思想不一致的观念。为了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她们提出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包括一些极端的策略，比如增补、劫持、前言和脚注等等。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但是一直不受中国女性的青睐，直到本世纪初叶，这一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才逐渐引到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尽管中西方之间也有一些共有的特征，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妇女特有的个性，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全然不同于西方。首先，这一研究仅限于学术界，不带有任何政治因素；其次，所有研究者中，男性的数量超过女性；再次，大多数研究者所作的只是介绍工作，即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文献综述，并没有将其置于中国的语境下进行阐释；最后，西方极端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并没有获得中国女性翻译家的认可，相反，即使已经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中国女性译者，在对待翻译中表现男权的语言时，所采取的态度也比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温和得多。 基于此，本文将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一进行梳理并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究竟能否在中国发展，及其发展前景。 本论文在简单回顾女性主义在西方产生的背景及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及翻译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就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的真实境遇及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无法与翻译理论相结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概括为四个阶段；利用CNKI获得的数据，对中国的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进行样本分析，解读了中国译界对西方女性主义及翻译研究的反应。然后，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译者角度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挖掘出被掩埋的中国女性译者及她们的代表译作、翻译特点，侧重梳理了中国政坛女性译者及其实践活动，并借助数据说明虽然男女译者的比例大大改变，但是女性译者在翻译中并未体现出有意识的女性主义思想。最后，通过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在中西方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背景的对比研究及个案分析，提出了“在中国，由于语言、思想、妇女运动等方面原因导致女性译者不会将女性主义思想运用于翻译实践中”的观点；指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