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逐渐从印刷文化时代进入电子文化时代之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来源于以电影电视网络为主要代表的电子媒介提供的视觉信息而不是切身体验。一方面,只有电子媒介能够为经济、意识形态、科技、美学、心理等等提供一个如此巨大的平台,制造出无数的形象、幻象、“类象”(simulacrum)(詹姆逊语);因此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提出了“意象形态”(imagology)一词——影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是虚拟的影像符号正在逐步取代现实的个体经验构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塑造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观念;另一方面,个人虽然每天吞噬掉数量巨大的符号信息,但仍旧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感到孤独与虚无。那么这种影像占有究竟是真正的自由还是一无所有?是受众一种主动的选择攫取还是被动的背负吸收?对虚拟与真实在影像时代里的渗透、模糊及至颠倒,传媒业者、广大受众和文化研究学界都应该坚持不断质疑和反思的态度。本文通过分析几部表现影像世界如何混淆真实世界从而造成一幕幕黑色悲喜剧的影片(《开罗的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1984)、《摇尾狗》(Wag The Dog,1997)、《楚门的世界》(The Trueman Show,1999)、《一人有一点颜色》(Pleasantville,1999)、《护士贝蒂》(Nurse Betty,2000)《西蒙妮》(Simone,2002)等),揭示“意象形态”这个当代最完美的“罪行”是如何在多重合力下被制造出来,如何从影响个人到对迷惑大众,从营造幻梦到缔造“神话”,从人为操纵到全面失控的过程。通过对意象形态的分析批判,本文希望能引起大众的反思。在现今的消费社会里,对于影像符号这一类特殊的文化商品而言,符号价值渐渐超过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成为人们消费此类产品的的主要原因;而影像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意义的阐释与重构已经成为一个互动循环的过程。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的“文化经济”理论里注意到了大众主体性在文化消费中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不能忽视大众的确参与了整个“罪行”的完成。所以,大众要从意象形态中突围出去,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突围能否成功尚未可知,但是意义正存在于积极而审慎的,投入而间离的、接受又扬弃的和意象形态展开一场游击战;存在于充分获得大众文化带来的无尽乐趣而又积极地选择、接受、拒绝、颠覆、再造、生成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