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调查初次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女性的心理及社会支持状况,为IVF-ET女性的心理护理提供依据。2通过对初次进入IVF-ET治疗周期,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女性进行心理干预,探讨此干预方法能否改善IVF-ET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及提高临床妊娠率。方法1选取2011年6月1日～2011年12月1日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初次接受IVF-ET治疗的女性533例,在进入治疗周期日填写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状况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态度等。2选取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50分或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53分的180例女性。其中有焦虑情绪80例,有抑郁情绪152例,焦虑抑郁共存52例,分别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从进入治疗周期开始到移植后14天给予心理干预(包括心理疏导、小组干预法、放松疗法),在取卵前一日,移植日对两组女性再次进行心理状况评估。3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及统计描述,方法包括：单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χ2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1初次IVF-ET治疗女性SAS评分(42.40±7.24)分、SDS评分(47.11±8.79)分,均高于常模(P<0.01),其中焦虑的检出率为15.01%；抑郁的检出率为28.52%；焦虑抑郁共存率为9.76%。2进入IVF-ET周期时,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月收入、夫妻感情女性的SAS评分、SD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职业、家庭支持女性的SD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不同年龄、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女性的SAS评分、SDS评分及不同职业、家庭支持女性的S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进入IVF-ET周期时,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支持、夫妻感情女性的社会支持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不孕年限、不孕类型、职业、月收入不同女性的社会支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支持与SAS评分、SDS评分均呈负相关(P<0.05)；SAS评分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593,P<0.01)。4logistic回归显示,焦虑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夫妻感情和社会支持,即夫妻感情好的女性发生焦虑的可能性低,焦虑的发生随社会支持的增高而降低。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夫妻感情、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即夫妻感情好、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发生抑郁的可能性低,抑郁的发生随社会支持的增高而降低。5有焦虑情绪的女性,对照组和干预组不同时间点心率、收缩压、舒张压、SAS评分的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间效应与组别效应存在交互作用(P<0.05)；不同时间点收缩压、SAS评分的组别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心率、舒张压的组别效应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临床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01,P=0.654)。6有抑郁情绪的女性,对照组和干预组不同时间点心率、收缩压、舒张压、SDS评分的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间效应与组别效应存在交互作用(P<0.05)。两组临床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37,P=0.626)。结论1初次接受IVF-ET治疗的女性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且文化程度低、居住在农村、收入低、夫妻感情差的女性焦虑、抑郁情绪更严重。2进入IVF-ET周期时,文化程度高、居住在城市、家庭支持、夫妻感情好的女性社会支持高,且社会支持越高,其焦虑、抑郁程度越低。3心理干预可以减轻初次接受IVF-ET治疗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降低心率、血压的波动,但对临床妊娠率未见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