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安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具有规模,而且运动的持续性在全国也很有代表性,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皖籍知识分子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群体。这并不是时代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新文化运动开展前的安徽,在政治上受到了西方强权的进攻,丧失主权；在经济上,成为了西方商品倾销的场地；虽然地处内地,但是做为江南的传教区,西方的教会文化成为了影响安徽社会形态的最早因素,安徽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了西化之路,正因为如此,此地孕育的知识分子才能得社会风气之先,展开一系列的政治启蒙运动,以求革新。新文化运动前的安徽在教育上居于全国前列,科举制度的废除,推动了安徽教育体制的改革,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学生群体开始齐聚,新学堂带来了西学的教育内容,思想文化运动成为了他们证明人生价值和实现自我抱负的最主要的活动方式,而这些人正是构成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主体。安徽也是全国较早派出留学生群体的省份,他们是开创安徽乃至中国新文化氛围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和《安徽俗话报》的创立,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由于地缘的关系,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的省区而言,新文化思潮在安徽的普及度和渗透度是比较广泛而又深远的,安徽的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人脉关系,第一时间将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传入了安徽内地,直接带动了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使得安徽的新文化运动无论从运动的声势和还是从规模上,都占据全国的前列位置。在安徽本土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最令人注目的表现就是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应运而生,不仅办报的数量多,办报人的思想也很活跃,与此同时,研究新文化、新思想和志在改造社会的先进团体也层出不穷,这些各种新文化社团的产生和出现,强有力地推动了安徽本土内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是新文化运动在安徽的传播走向深化的标志。革新教育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此时要求革新教育的学潮正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的集中体现,而新教育体系的创立则是新文化运动在安徽教育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深入的结果。　　 此时旅居外地的皖籍知识分子则集中在《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校园里。随着《新青年》的创刊,在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结集了以皖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队伍。即便日后这本杂志不断地扩大作者群和相应的读者群,却依然没有改变以安徽作者群为主体的刊物格局。地域情结固然是构成他们聚集于此的首要因素,但是共同的思想基点才是他们相互之间得以合作和联络的情感纽带和内在动因,也是这一整体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脱颖而出的缘由。在北大,皖籍学者们积极参与了校内各种学术活动,进行了广泛地新文化传播,还积极鼓励和指导学生参与新文化运动,提高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而北大的桐城派文人与这些皖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和关注。这些客居异乡的皖籍同仁们除了加强和维系当地同乡之间的互助关系外,还关注和推动着原籍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他们既是全国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指导者,也是安徽省革命运动的奠基人和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