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资源浪费、工业用地无序利用等问题。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管理者可从土地资源的出让与使用中获得财政收入；作为地方政府背后的微观行为人政府官员则可从土地资源的出让与使用中获得更多晋升的筹码。测量经济绩效考核下的官员晋升激励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工业用地效益的提升，而且能为官员考核机制的完善提供线索。
　　本文在明确官员晋升激励和工业用地效益内涵的基础上，对官员晋升激励制度和工业用地效益进行了系统性地分析。运用熵权法对我国249个地级市的工业用地综合效益进行了综合的测算，并使用核密度估计、聚类分析、全局与局域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工业用地综合效益和工业用地经济效益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第一，聚类分析表明，在研究时间内，工业用地综合效益整体水平相对稳定，呈现“南北低，中间高；东高西低”态势；工业用地经济效益整体提升较大，且其不同聚类变动活跃，可见我国工业用地效益并未形成绝对的固化局面。第二，工业用地综合效益的核密度曲线厚尾态势较为明显；研究期间，工业用地经济效益核密度曲线大幅度右移。第三，工业用地综合效益莫兰指数结果表明工业用地综合效益在空间上存在着相关性；工业用地经济效益的莫兰指数和Gearysc指数在1%的显著度下显著，这为后文的空间效应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在构建完全信息静态模型、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古诺——纳什均衡模型的基础上，简要分析相对经济绩效考核下的官员晋升激励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机制，且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使用2006年至2016年249个地级市的数据测量官员晋升激励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相对经济绩效考核的官员晋升激励不利于工业用地效益的提升，并且晋升激励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官员晋升机制和工业用地制度的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官员的行为，有利于工业用地效益的提高。第三，官员群体中存在羊群效应。
　　在时空差异分析与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