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是探究国家间关系时一个古老而又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概念。古往今来，无数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思想家从均势的“象”、“术”、“律”、“道”等多个方面对均势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了丰富的思想智识成果。其中，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国际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和规范等方面出发，阐述了他的制度化均势思想。　　在布尔生活的时代，均势在历史实践上已经经过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欧洲现代国家体系的运作，从偶发的机械状态逐渐演变成一些国家主动运作的政策、战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冷战两极格局也使均势显现出新的形态。经过不断的破、立，均势体系不断扩展，均势运作日益普遍，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国家间相处的共识和规范。在实践的基础上，许多思想家关于均势的思考也日益丰富、成熟，并反过来推动着均势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实践和思想背景下布尔开始了他对于均势的进一步思考。　　布尔认为均势不仅是权力政治的产物，更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种制度。其均势思想涵盖理论抽象和实践思考两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布尔将均势分为偶发性均势和人为均势，前者作为机械性结果偶然存在于单纯的国际体系中，后者则蕴含对抗性动力和联合性动力，这两种动力分别源自国际社会中的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情境。布尔提出的制度化均势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均势。其前提是，所有国家都旨在维护自身的独立，并将维持国际社会的自由作为共同利益。为实现上述目标国际社会的国家采取了制度化的均势手段，即阻止其他国家的称霸企图和抑制各自的称霸野心。这一系列惯例和实践最终使得均势成为一种制度。作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制度，布尔指出均势是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管理等制度运行的基础，其他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均势的维持提供手段。而作为制度的均势有助于解决得到扩展的、涵盖大洋体系和大陆体系的国际社会中不同类型大国间均势维持的问题。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布尔不仅对他所处时代均势的现状和功能进行了判断，还着重对核时代新形态的均势——相互核威慑进行了论述。布尔认为一定的军备控制措施用一个将对较低水平的军事均势来取代前一均势更有利于均势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在冷战前、中期美苏核军备政策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冷战期间美苏间围绕核军备控制问题构成了一个微缩的社会，首先美国国内形成了核军备控制有益于国家利益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推广至苏联。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美苏在对峙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围绕军备控制展开的外交活动，并最终形成了蕴含遏制与自我抑制原则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等制度化结果。这是美苏确立、维持战略核均势的一次重要尝试，这一过程因具有抑制与自我抑制动因而部分体现了布尔制度化均势的设想，但是由于涉及的领域、国家以及形成的共识有限，仍是非完全的制度化均势。　　尽管冷战后国际权势格局暂时出现了新的形势，而且布尔的制度化均势因对自我抑制的联合性均势运作论述十分有限而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布尔的制度化均势思想对当今国际权势斗争和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国际社会主要大国之一的中国有必要对作为制度和规范形式的均势进行研究了解，并推动制度化均势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维持手段。因此对其的理解与完善有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