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性是以回应西来文明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为起点的。与传统社会“王朝更迭”的内部危机相比,晚清以降的总体性危机是伴随着政治解组,出现了社会解组的全面危机,并且面对开放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可能回到原来在封闭地理空间中自我演进的传统社会秩序。而“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整合危机,构成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过程中不得不回应的社会现实。准此而论,单位体制的确立,以“组织起来”的理念,结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自上而下地塑造了新中国独特现代性道路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单位制度具有复杂的意涵。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最具根本性的一点在于单位组织构成了新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从新中国国家主导的、赶超式现代化的“大历史”来看,单位组织构成了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秩序。国家意志、国家政策法令、社会管理、社会动员、社会整合、道德塑造等事务均以单位系统为管道实践,单位组织乃是作为在资源总量匮乏的历史条件约制下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单元,是中国式现代性的组织载体。从中观的、基层的视角来看,单位组织是城市社会成员结合与互动的基本方式,单位组织为社会成员设定了基本的社会互动边界和规范,在很长的时期内,生产与生活空间高度合一性的社会地理景观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单位组织是个人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来源,从互动的角度看,单位组织制度化地约束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使得社会互动具有了稳定的行为期待。此外,单位组织与空间稳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的共同体。单位空间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持续的交往和互动中,单位空间演化为一个“全息性”的社区。本研究个案具备典型单位制特征,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秩序的单位制特征展现的尤为丰富和全面,乃至出现了单位主导的、封闭、自足的城中之城的社会基础秩序景观。　　 单位制度是新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现实选择,在一定时期内以其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然而这种高效率又是无法持久的,单位组织的内部锁定,缺乏变革动力,非生产职能的膨胀,使得这一体制缺乏自我更新以提升效率的可能。因此,走出单位体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改革年代,单位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恢复城市社会生活秩序,重建单位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一阶段,虽然在经济管理体制和内部激励机制方面发生了一些改革,单位组织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但是城市劳动就业的压力直接内投于单位组织的变革实践中,导致了单位组织机构膨胀、冗员众多,并列式的组织结构向体系式组织结构演化;并且,单位全能主义特征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贯彻地更为彻底,单位组织背负着庞大的社会成本,出现了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情况下大面积亏损的经验悖论。进入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增加,完成单位组织向企业组织的转变成为单位组织变革的必然。企业集团化发展、三项制度改革、精干主体剥离辅助等一揽子改革实践,完成了单位组织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转变。然而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单位社会变动过程中,“国家-单位-社会成员”三层次的社会宏观联结模式解组,自上而下的改制和自下而上的自发市场经济力量,使得城市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单位主导的空间构造深刻变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趋向。在此背景下,社会基础秩序新一轮重构构成了单位社会变革的深层命题。　　 可以说,改革是中国式现代性道路的一次必然调整,然而这一变革的复杂内涵却有待深刻地检醒,即单位社会终结的深层命题依然值得慎重地思考和回应。举国一致的单位体制表征着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社会基础秩序的基本形态,单位组织的企业化转变,使得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秩序的存在己成明日黄花。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基本指向是国家、市场与社会领域的活动边界塑造和互动规范的确立。而从具体的实践形态来看,转型时期社会建设是这一指向实现的具体方略,即生产出一个社会,并进而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和谐互动的“新公共性”。生产社会,首在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然而,正如本文个案研究中所揭示的,社会基础秩序变革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期、现实约制形而上地谈论。典型单位制的组织转变具有滞后性、逆非单位化、变革缓慢等特点。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自组织发展是新时期社会基础秩序重构的经验载体,然而,回归到经验语境中,改革年代社会原子化的独特形态构成了新一轮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实践复杂性的基本原因,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后果。如个案研究所揭示的社区老龄化与空巢家庭原子化并存、社区行政化与社会关系原子化并存等复杂社会现象。　　 社会基础秩序的塑造是现代社会留给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持续地对社会解组运动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危机进行理论检醒。可以说,在一个剧烈转型的社会中,社会解组运动几乎无可避免,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时空,存在着现实形态的差异。而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塑,无疑是社会学的霍布斯式基本问题,即“社会何以可能”的一个核心维度。并且,多元的现代性道路,留给社会学关于社会基础秩序变革的理论思考以多元的现实依据。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古典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兴起背景下社会基础秩序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解答,中国式现代性,为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开启着新的可能。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开启中观层次的单位研究。中观层次的单位研究,既能够回应社会基础秩序变革历史脉络的宏观理论问题,又不远离经验情境下社会基础秩序变动实践逻辑的复杂性。具体而言从具体单位组织创建、发展、变动的历史实践思索社会基础秩序的理论命题,并由此得出关于单位体制变革深层命题的理论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展现了社会原子化在社会学理论思维中的重要价值,并初步提出了在多元现代性实践、具体时空情境中理解社会原子化多样性的理论命题,从而发出了依据中国现代性经验、中观社会转型实践思考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邀请。就现实意义而言,单位社会终结伴随着潜在的社会风险。中国社会转型所伴随的独特社会原子化趋向,为社会建设、新公共性重塑设定了基本的经验语境。而社会建设,或日生产社会的着力点,首在重构社会基础秩序。在此基础上,善治、和谐公共性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