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9.58%。但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城镇发展带来的资本集聚和人口集聚,同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逐步市民化,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以及资金等资源重新配置。然而,在推进我国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结构下降;农地的规模经营带来农作物产量的波动;在“三权分置”农地政策的指导下,土地的流转依然存在较大的阻力。农作物的防治做为农业生产环节的其中一个环节,显著影响着农作物的收成。近年来,国家为推进农作物的统防统治,植保防治外包服务已经成为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一种新模式,随着农业的发展,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市场化程度不断上升。基于此,本文主要是根据福建省植保防治外包组织,以斯密分工理论以及技术扩散理论为基础,先对福建省植保防治组织的发展以及动因进行阐述。并通过访谈、结合访谈案例的实际情况以及前人的研究,按服务主体将福建省植保防治外包组织分为种植大户型、农机服务型、农资经销商型以及公司型四种不同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对这四种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运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种植大户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资源禀赋相对不足,组织的抗风险能力弱;农机服务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发展主要依托于政府部门缺乏动力机制与市场竞争;农资经销商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资金来源广泛、发展快;公司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能够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组织的运作效率高。接着本文对这四种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服务效果进行研究,服务效果的分析主要通过组织的服务程度、防治外包组织的技术质量、配套技术服务以及外包关系的连续性这几个指标来衡量。发现不同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运营模式不同,会导致组织的服务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综合表现为农资经销商型、农机服务型以及公司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整体的服务效果要优于种植大户型。最后,本文根据不同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差异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类型的植保防治外包组织以及政府的层面提出相关的建议,规范并完善福建省不同类型植保防治外包组织的发展,提高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作物的防治水平,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