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蕴含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双重美誉。司马迁以五种不同的体裁，即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纵横交错地架构出这三千年的历史，立体化、系统化地展现了风云变幻、丰富多彩的恢弘历史生活。历史是文化的载体，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因而抒写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的《史记》无疑有着明显的伦理文化特征。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有着自己理想的道德情感与取向，但他并没有以此来一味地抹杀社会伦理价值观，而是在《史记》这部巨著中，使两者得到了兼容。后学者对于《史记》伦理文化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主体性，而忽视主体性背后的大的文化背景。本文试从伦理学的角度、社会政治学的角度、主体性的角度来解构《史记》的历史史实，探索大的文化背景下，史公的伦理价值观以及伴随历史的进展而发展着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以求重新整合《史记》所具有的伦理文化特征，使这种评价更具全面性，更具客观性。 论文的引言简单地说明了伦理特性、文化、《史记》三者之问的逻辑关系，阐释了《史记》伦理文化的内涵所在。 论文的第一部分从伦理学的角度，即从道德行为以及支撑其行为的价值背景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取之以“道德外化”与“道德内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展现从商朝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人伦关系的三个基本层次，即君臣、父子、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以此解析《史记》实录中所展现的社会伦理价值观。通过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期道德规范的阶段性，也可看出其承继性。当道德主体处于矛盾中，即道德主体处在功与德，利与德的双重选择中时，道德规范体系便呈现出其约束性。道德规范的约束随着人们对于功利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为人们所膜拜。 论文的第二部分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即从政治与伦理的内在互动关系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这部分从三个层次加以分析：首先，从表层和深层概略地追述了伦理政治的精神。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性，从文化原理而言，则是透过血缘伦理的组织，建立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原理。因此，这种以伦理维持家庭，从而以伦理维持国家的观念，产生了“德治”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政治运作方式，推行者并不关注伦理与政治双向同化所构成的理想政治境界，一心全在由这些达到的政治控制效果，故伦理常成为政治的装饰。这就是伦理政治精神所包含的两层涵义。第二，从 一1 一具体的伦理政治事实中来寻求《史记》伦理文化的政治特性，即伦理与政治的相互牵制性，即伦理文化的现实性建构。第三，从《史记》所记叙的有关一些思想家的列传或者《史记》中所展开的政治家、文学家的对话或他们思想的阐释中，来寻求《史记》伦理文化的人文精神，即伦理文化的理想性建构。 论文的第三部分从主体性的角度，即从写作主体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第一，阐释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想。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展现的为君之德和为臣之德构成一个整体，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想。第二，阐释司马迁的伦理价值取向。有明显道德涵义的传记，叙述典章制度的《八书》，体现总的时势的《十表》之序都融汇了司马迁的伦理态度。第三，阐释司马迁的伦理情怀。《史记》篇末“太史公曰”以及《太史公自序》从不同的角度，但却是从同一层面使太史公司马迁的伦理情怀得以直接抒发。 通过以上的分析，《史记》伦理文化得以全面地展现。伦理学的角度、社会政治学的角度、以及主体性的角度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立足点，但这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偏废，体现了《史记》伦理文化之精义。即人们对于作为道德规范最高典范的“德”，其顶礼膜拜的情怀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即使太史公也不能免俗。只是在实现“德”的方式“贤者诚重其死”与“贤者不自重其死”中，司马迁的伦理情感更偏向前者，对于“德”的实现更注重实际功效，不单单是认同那种为道德规范而牺牲的精神，而更多的认同这种对“德”曲折的实现方式，因为后者更具艰难性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