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对于企业的价值增长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为了扩大企业再生产进行的对内投资,还是基于扩张需求而进行的对外投资,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收益、价值等产生重要影响。优质的投资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增幅,而劣质的投资会导致企业价值的流失。从既有研究来看,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非效率情形极为常见,因此对投资效率及其提升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又可以根据其与合理预期水平的大小关系区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者都会从不同的层面对企业价值造成损害。既有研究发现,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往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所导致的。股权集中是目前我国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的股权结构特点,但在我国又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有人认为股权集中会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而有人则认为股权集中会加剧第二类代理问题,增大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大股东自利行为,且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因此探究我国近年来的股权集中情况及其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研究能够将股权集中对企业的影响具象化,也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股权集中是否会造成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企业问题的解决、缓解路径往往有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种,而分析师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是资本市场的信息提供者和外部监督者,具有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两类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分析师的关注能否对其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尚未有足够的学者关注和研究文献,因此笔者以分析师关注作为本文研究的调节变量,探讨其对于股权集中和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了验证本文的提出的问题和假设,笔者选用2010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股权集中度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师是否对此具有调节效应。通过研究,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个样本中这一结论仍旧适用;第二、分析师关注会削弱股权集中造成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但在投资不足的样本中显著性略显不足;第三,股权性质不同时,股权集中对企业投资非效率的影响并无差异,且分析师对此的调节效应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如上研究结果,笔者提出如下的研究启示:第一,强化企业股权架构建设,适度分散股权,引导更多投资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发挥投资者的治理效用;第二,加强企业的投资活动管理,通过机制设计实现投资活动提议、实施、验收全流程监控管理,保持信息交互;第三,充分重视分析师的作用,将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提供者和外部监督者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化;第四,加强对分析师的监督管理,合理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确保其可信度;第五,强化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举措,合理保证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确保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