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明星的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现象呈现井喷式增长和产业化发展的趋势,为未成年明星本人及其经纪公司、监护人及商家等都带来了可观的商业利益。但由于未成年明星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加上未成年明星身心的特殊性,心智上、社会经验上、对不利影响的认识程度上的不足,其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存在普遍被侵权的情况。而相关政策法规的缺位和学界的意见分歧加剧了这一情况。因此,无论是基于人格权本身的内在要求——权利属性要求,还是基于保护未成年明星的要求,或者是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都有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加以合理规范性限制的需要。本文从实践出发,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的利用进行类型化的剖析,在对未成年明星及其特殊的身心特点进行分析之后,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限制的基本原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未成年保护类原则;一类是以公序良俗为中心的人格权限制原则。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根据未成年明星人格权的类型化,针对不同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详细阐述了具体的限制内容及其操作方式,并最终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和未成年明星保护机制的建构角度提出了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进行限制的完善建议。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厘清,首先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概述,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相近概念的辨析及对比,并对选择进行基础理论构建的三个概念——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和限制进行了界定和论证。第二章明确了问题的内容,并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主体、客体、内容和利用方式进行了类型化的梳理,为下文论述提供了基础的框架支撑。第三章回归问题,回应了对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是否需要限制,为什么要限制这些问题,并通过主体的特殊性来论证正当性;以无限制的危害性来论证紧迫性和必要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以下问题:限制哪些主体?限制哪些权利的商业性使用?以什么原则和标准进行限制?依据哪些现行法律进行限制?还需要增加什么制度设计来进行限制?限制的目的何如?本文通过回应这些问题,结合比较法分析,针对在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过程中的每一个主体、每一种具体人格权的限制进行了细化,具体构建起了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限制体系,并建议从立法上采用特别立法或特殊条款进行规定,明确权利边界、设置后悔权,并设定差别化的限制方式;从司法上,坚持因案制宜,但价值倾向应当统一;从体制上,建议建立专门的未成年明星行业协会和监督机构,坚持立法、司法、行业协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家庭、学校多方联动,以构建完整的未成年明星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限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