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南北朝是枚乘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汉至六朝，枚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在刘勰、萧统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其赋坛英杰、“七”体开创者的地位。致使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但这段文学史中，尤其是六朝时期，枚乘的经典地位几乎被“七”体的光环所笼罩，时人并未认识到他在大赋方面的影响（时人的赋体概念中多不以《七发》为赋），以及在咏物赋方面的贡献。这种特殊解读的形成背后是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学思潮、艺术审美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本文拟从文学接受史的研究角度切入，通过对史书、史志目录、总集、别集、子书及历代诗文评等资料进行细致的统计与分析，探究枚乘作品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的主要途径以及枚乘文本所体现的期待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交融关系。试图对枚乘的文学接受有一个总体把握，在此前提下，尝试给出明晰的接受史线索，并从创作和批评方面，对具体的接受个案有较深入的认识。　　本文主要观点有:通过对枚乘名字来源与作品思想的分析，推究其家学渊源为儒家，其思想体系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同时兼容各家;《史记》、《汉书》不同的立传原则、成书背景及对应不同的文学发展状况是影响二者接受态度的主要因素;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赋的分类归属可探知汉人眼中枚乘赋与楚辞的承继关系;扬雄、班固、刘勰对枚乘赋的不同评价，与其对汉赋不同程度与倾向的折衷态度有关;《文章流别集》、《文选》、《文心雕龙》是“七”体成立与发展的关键助力，确立了《七发》造端创体的经典地位;司马相如对枚乘赋的模拟是精神的模仿，不同于“七”体形式的模仿，前者“不师故辙，自抒妙才”，后者又过于形式化，是六朝人对《七发》经典地位与价值认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魏晋之际的文学群体对梁园咏物模式的袭用，促进了赋体的发展。这类文人集团也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西京杂记》对梁园文士活动及梁园赋的记载，为后世构筑了一个理想的文人集团;诸侯、帝王的提倡、推崇促进了枚乘创作的兴盛，他们作为“潜在的读者”，是枚乘创作不可或缺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