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和自由的时代，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败，名教在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也逐渐减弱，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解放和自由，个体的生命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灵魂人物的阮籍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虽然他以“言发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遗落世事”、“礼岂为我设邪”的生活态度在历史上享有盛名，但这并不构成他的全部人生，在另一方面他却展现出了疾恶、出仕、崇礼这些恰恰相反的行为，表现出了两重性的人格特征，从而加剧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然而与同时代和他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嵇康相比，这种特殊的人格之所以会在阮籍身上表现的那么的鲜明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而是和他的家庭教育、成长的历史现实以及当时儒道并存的文化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出生于世儒之家，一生历经了汉魏和魏晋两次禅代，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黑暗使他的志向、思想以及生活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使他呈现出独特的人格。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本有济世志”到“援儒入道”，希望儒道结合达到社会的和谐;最后又到“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转向庄学。这种思想转变是与他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是单纯的思想兴趣的转移，同时这种转变也体现了他人格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阮籍的形象也并不是单纯的道家或者儒家。　　由于这种外在人格形象的变易性、人格形成的历时性以及内心儒家式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他生活在矛盾之中，并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焦虑之中。为了缓解这种压抑着的心理的苦闷，他把自己的情感以诗歌的方式隐晦的表达出来，形成了他最为著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并且经常借酒消愁，酒因此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另外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对理想的精神世界和理想人格的建构也是他逃离现实、寻求解脱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缓了他内心的痛苦和苦闷，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这种苦闷也不能从根本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