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是唐代贞观年间所修的六部史书之一。虽然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动用了二十多位文人士大夫才修撰成功，可修成不久就遭到了史学家刘知己的讥评。刘知己反对《晋书》采录了诸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杂史志怪的材料(见于《史通·杂说中》、《史通·采撰》)，又反对《晋书》的修撰者多是文学之士，写作史书文饰过甚(见于《史通·论赞》)，这种评价，一直延续到明清。其实《晋书》被刘知己讥评的地方，正说明了它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史书，不光《晋书》，唐初所修其它诸史的文学色彩都很浓郁，而这种文学性较强的史书究竟有无可以肯定之处，历史还尚未定论。 在论文动笔之前，我尽可能多地参阅了现当代一些专家学者对《晋书》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对《晋书》大量保存了一些珍贵历史资料的肯定，有对《晋书》征引杂史小说入史的重新认识，也不乏对刘知己以及历代其他各家批评《晋书》的翻案之词。历史总是在前进中不断认识的，尽管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晋书》的史料价值作了重新认识和肯定，但就《晋书》整体的撰述风格和特色作较全面、详致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因此，围绕着这个领域，研究《晋书》中采录的文学作品为史书所起的作用和价值，研究《晋书》撰述文学色彩的各种表现，研究《晋书》作为一部唐初修史的集体之作，它的文风形成有没有特定的原因，将是我的论文试图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以上述的研究问题和目的为动力，本论文主要分析和试图阐明如下两大问题： 第一章至第四章侧重于对《晋书》撰述方法和特色的研究，是本文要论及的第一个大问题。第一章介绍《晋书》征引文学文献的数量、比例和分布情况，从这些文献的特点入手，分析《晋书》征引的原因和得失；第二章详细分析《晋书》载文的成就，从载文与载道的关系，载文对传文的深化，载文与唐初文化时尚等诸方面论述，明晰唐初史家取舍载文的目的和文史相融的意义；第三章直接对《晋书》撰者载言、书事的文笔进行实证分析，展示作者描摹人物，记录史事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体会《晋书》撰者驾驭文字的老到功力；第四章主要对《晋书》的史论作一统计，通过举例分析，发见骈文写史论与唐初的文学风气不无关系。 第五章是本文要论述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在上面所有的具象考察之后，对形成《晋书》撰述手法和特色的原因进行探讨和总结。结论认为《晋书》文风形成的原因大致包括：贞观时的文学风气导引了《晋书》的撰述，前代晋史的手笔渗透于《晋书》的撰述，《史记》、《汉书》的文风影响了《晋书》的撰述三方面。对以上两大问题的分析和总结，是为了明了《晋书》撰者文渗于史，文史结合的撰修思想，这种撰述从总体上体现了对《史记》、《汉书》的继承，于文于史都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