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是元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理气论、太极说、性情论等理学成就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处于朱学和陆学之间的学术立场也一直为学者津津乐道。因此,学界对吴澄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学,对他经学的代表作《五经纂言》的研究,一直不算热门。本文以吴澄《春秋纂言》为研究对象,分四个部分。绪论:阐述选题缘由和意义,回顾前人研究成果,叙述吴澄生平,追溯其《春秋》学渊源。第一章:对《春秋纂言》版本作较为详细的梳理,剖析《纂言》及《总例》的体例特色。现存《纂言》较好的版本是元刻本,200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中收入的《春秋纂言》即据此本影印。《纂言》是集解体著作,吴澄广摭诸家经说,并提出自己的解经意见。正文之前还附有《总例》七篇,是吴澄在其“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果,以“五礼”分类释“例”似有蹈袭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之嫌,但《总例》比《例宗》逻辑更为严谨。《纂言》中还有点窜经文的现象,具体表现在“阙文补以方格”和“割裂经文行款”两方面。第二章:论述吴澄在《春秋》“笔削观”和反对“一字褒贬”方面的开创性理论,并分析其在《春秋纂言》中的实践应用。吴澄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有所损,无所益”,并提出“常事不书,失礼失仪乃书”的原则,但具体到《纂言》中,可以发现他并不以“失礼”作为“圣人书于《春秋》”的唯一理由。吴澄反对“一字褒贬”,在“不以日月为褒贬”方面,他继承陆淳之说,且比陆淳更为彻底;在“不以姓名称谓为褒贬”方面,他把《春秋》中的人物称谓与“命数”联系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为《春秋》中一些人物的特殊称谓方式找到了“褒贬”之外的解释。第三章:结合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分析《春秋纂言》中关于“华夷之辨”的阐发方式与态度取向,进而讨论整个元代《春秋》学界对于华夷问题的论述尺度。吴澄在撰成《春秋纂言》时,已多次接受元廷的征召敦请,认可了蒙古人统治的正当性。对于“华夷之辨”,《纂言》中体现出一种淡漠态度,阐发“攘夷”大义时也少有直接针对夷狄的激烈负面评价,征引前人言论时更刻意避开一些激进的文字。但《纂言》对“华夷之辨”的论述风格并不能代表整个元代《春秋》学界。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但由于其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春秋》学者们不再把“华夷之辨”作为著述动机或宗旨;另一方面也不存在逼迫他们对此过于“避讳”的政治压力。表现在著作中,各家对于“华夷”问题的论述尺度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