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方式,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为公众参与行政管理提供平台,对于我们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协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所完善和进步,但对于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仍有许多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亟待解决。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与相对人签订的双方意思相同的协议。理论界关于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主要存在“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优益权标准”等三种。行政主体优益权是指为了实现公共行政管理任务,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单方面享有的某种强制性的权力,行政主体优益权具有优先性、单方性、强制性等显著特征。行政协议具有的行政性是行政主体优益权存在的基础,赋予行政主体优益权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通过研究我国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发展现状,梳理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涉及行政主体优益权的相关规定,本文认为我国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存在权力内容规定模糊、程序性规范匮乏、救济制度不完备等问题。比较分析域外国家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相关规定,从中得出以下启示: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本土化;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适当引用私法规则调整的可欲性;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救济方式的多元化。针对我国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内容法律规定模糊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应明确行政主体优益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监督检查权、强制执行权、选择相对人权、单方变更解除权、制裁权等五个方面。针对我国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的程序性规范匮乏问题,应从协商制度、告知和说明制度、听证制度三方面加以完善。针对行政主体优益权的救济制度不完备问题,应从行政内救济和行政外救济两个方面尽快推进,构建科学规范的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优益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