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良好态势，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人们追求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主流。然而，公民道德建设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社会公德作为透视社会文明的窗口，在理论建设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反映实践发展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变迁，特别是当代科技进步对社会公德的深刻影响。在社会公德行为实践中，各种不道德行为已经不同程度地危及到社会秩序，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亟需进行道德评价并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能否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将成为公民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第一章是社会公德的内涵和功能。人的社会本质表明，社会公德是与人类生活相始终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社会公德在内容、范围和特点上各异。不同伦理学派对社会公德也做出过完全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以往理论成果，澄清道德观上的种种错误，创造了科学的伦理学体系，对社会公德作出经典表述。社会公德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并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劳动实践促进社会交往的进步，推动人们道德需要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公德看作"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列宁提出，社会公德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新中国的"五爱"国民公德，丰富了社会公德的内涵。这些对于科学界定社会公德，把握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意义。　　社会公德指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公共物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公德包含基础性公德和导向性公德两个层次，具有普遍性、简易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社会公德行为的构成、特点和规律，为完善社会公德提供理论依据。社会公德功能的发挥，不能脱离现实基础和价值依托。人的道德要求总是与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社会公德的现实基础是公共生活。在公共生活中，作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反映，分别形成"公"和"私"两种不同价值观。公私价值观乃是社会公德行为的价值依托，也是评价社会公德行为的主要依据。社会公德主要有认识功能、协调功能和整合功能，它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增进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第二章是我国社会公德的简要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丰富的关于社会公德的内容。如仁爱、公忠、正直、诚信等公德规范，不过这些往往以伦理行为方式，主要体现在少数先进人物身上。在普通百姓生活中以文化心理和习俗行为存在。传统小农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下，公共生活空间十分有限，人们对社会的责任为家族生活所遮蔽，因此才出现近代所谓"公德缺失"的呼声。梁启超等对我国公德私德作出有益探索，但他们简单移植西方理论，忽视我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无法生长出西方式的公德传统。不过，其道德革命论毕竟推进了传统伦理的近代转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社会公德进行批判地继承，是实现社会公德现代转换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五爱"公德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道德基石。"五爱"具有先进性、阶级性、民族性、法定性和人民性等特点。为贯彻"五爱"公德，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领导人民探索了社会公德建设的多种方法，如公德建设与利益转变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严格的奖惩制度，推进公共生活建设以及道德楷模行为示范等，取得社会公德建设的巨大成效。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与共产主义道德总体上相一致。社会公德渗透于职业道德中发挥作用。社会公德不同于阶级道德。　　第三章是新时期社会公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公德的发展分为常规期和变革期。常规期人们的行为趋同度较高，不良道德行为较少。变革期人们行为的趋同度较低，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公德行为更多受价值观变迁的影响，表现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分别对应公德规范与公德行为的矛盾、公德供给和公德需求的矛盾。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来临，公共生活拓展和人口的巨大流动性，对社会公德的需求剧增。但传统社会公德资源欠缺，加上"十年内乱"的影响，导致公德供给明显不足，故出现所谓"公德缺失"。社会公德及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单纯依靠公德本身无法解决，必须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党领导人民积极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社会公德建设有机融入其中。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首次提出"道德建设"概念，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归纳出社会公德的新内涵，即"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基础文明建设，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公德建设，目的在于培育"四有"公民。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社会公德与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一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凸现出社会公德建设的迫切性。从社会公德主体、调节范围和建设方法等方面，提出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要求。　　第四章论述新时期社会公德面临的主要问题。公共生活中的不道德现象，可以从三个视角把握: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物品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各有典型性的不道德现象，如人际交往中的"欺生现象"，以及冷漠的旁观者现象等，这是儒家差等人际关系的后遗症。由于公共行为受制于理性权衡，助人为乐等美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违背了尊重和平等原则。其次是对待公共物品的"搭便车"。借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学术语，表达人们对公共物品（包括优良道德环境）的态度。它的产生与公共物品的特性和使用者的社会公德素质有关，表现为公物私用和公物私有，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破坏公物。实质是自我中心价值取向。厘清公私关系是作为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树立规则意识的前提，塑造社会公德行为的关键。最后是开发自然中的"野蛮掠夺"行为。自然是公共环境的重要部分。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需要进行社会公德评价。我国传统社会有"天人合一"理念。西方工业革命后，生态危机大规模爆发。新中国建立初期，需要尽快发展生产力，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环境压力日趋增大。从随地扔垃圾发展到随意倾倒有毒废弃物。生态伦理对这些行为有深刻反思，警醒人类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联合国多次召开有关环境和发展问题会议。我国政府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积极制定并实施多个环保法律法规，并将"保护环境"纳入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也是社会公德建设的目标之一。现实迫切需要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并注意社会公德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五章论述新时期社会公德建设的主要对策。借鉴建国初期社会公德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实要求，社会公德建设需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实施有效的公民角色行为教育，即他人意识教育、行为语言教育和规则意识教育，引导公民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造就行为与角色相一致的理念，培养公民的利他意识和公共精神，尤其是对于社会生活的道德责任。其次，加强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管理。当代社会公德问题的实质，在于多数人的习俗行为未能有效上升到伦理行为。社会公德规范要与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尽量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行为调控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建立奖惩结合的道德管理体制，从思想教育开始转变态度，到奖惩结合转变行为习惯。再次，充分发挥公共舆论的监督和引导职能，谴责和纠正各种不道德行为，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行为习惯。最后，拓宽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主要是加强社区道德文化建设，实现由社区"小道德"逐步向社会"大道德"过渡。从不同社区的实际出发，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满足公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在活动中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使公民在互助合作中，提高认知境界，培养合作意识和全局观念，提高人们彼此沟通和取得共识的能力。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改变思维方式，塑造社会公德行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