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离不开能源产业的支持,我国能源生产量、消费量及进口量均排在世界前列,能源产业为社会进步、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传统一次性能源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绿色经济的追求,同时在工信部制定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一报告中,直接将工业绿色发展定为工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引导我国能源产业向更合理的结构模式优化成为了我国能源产业稳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近年来,在资本逐利的热潮下,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新能源产业,在为新能源产业提供资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问题,这些资金投入是否能够带来工业绿色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本文梳理并归纳了国内外学术界如何计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了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下文的控制变量。并以工业绿色发展相关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新能源投资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以及企业规模、政府补贴的不同对新能源投资规模与工业绿色发展间的作用机理。其次,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根据对梳理文献的总结,本文分别从投入指标—工业能源消费量、劳动投入、工业资本投入和产出指标—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量选取相对应的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DEA-Malmquist法对2008-2017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西藏、青海除外)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同时运用专家打分法进行对比。关于新能源投资规模,为了使数据具备可比性,用新能源上市公司每年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长期资产的费用/企业总资产来表示新能源投资规模。根据测算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和新能源投资规模数据分析它们的区域现状。再次,展开新能源投资规模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并将上文梳理的以往学者发现的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选取2008年-2017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法分别对全国样本、区域样本进行了回归估计并加以分析。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企业规模、政府补贴与新能源投资规模、工业绿色发展水平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了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探讨企业规模、政府补贴的门槛效应。通过广义矩估计法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全国样本中,新能源投资规模和工业绿色发展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在区域样本数据中,西部的新能源投资规模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负向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在全国样本及区域样本中均一致,但作用程度显著不一致;环境规制在全国样本及中部样本中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为负,在东、西部样本中的作用方向为正。在不同企业规模的区制内,新能源投资规模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程度有所不同,呈“U”型关系,即企业规模的大小影响到了新能源投资规模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在本文的样本数据中,政府补贴并不存在门槛值。最后,基于上文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再一次进行了总结,全面分析了新能源投资规模及控制变量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针对新能源投资规模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证结果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如鼓励对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支持发展集团企业等,以期更好地发挥新能源投资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该论文有图5幅,表20个,参考文献12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