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庚子国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庚子国变，史学界进行了百余年的讨论和争辩，此间一脉相承的观点少之又少。前人笔下的观点和史学形象常被后代学者颠覆，继而又被更后之学者再次颠覆，以致于很多观点和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翻来覆去的变化。这不禁让人想起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历史学是“文学创作”的批判。本文试图从长期不被史家所关注的《庚子事变文学集》入手，以其中所呈现的“两宫”、“官员”、“洋人”、“义和团”文学形象作为分析对象，与日后各时期相应的史学形象进行对比，通过思考文学之“真”，讨论当时文学形象与百年间史学形象的“不谋而合”或“大相径庭”，反思百年多变的庚子事变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历史学的批判。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两宫”，着重分析《庚子事变文学集》中所呈现的太后形象和皇帝形象，并指出了文学作者们从“封建道德”、“开衅误国”、“中兴”的角度构建了慈禧的形象;从“归政”和“怜悯”的角度塑造了光绪的形象。除慈禧“开衅误国”这一形象出现在日后史学作品中之外，其余几种“两宫”形象在日后史学作品中均未出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当时文学作品在塑造“两宫”形象的时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因而导致文学之“真”的缺乏，唯有不公开的作品中才保留了一点真实的面相。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官员”，着重分析《庚子事变文学集》中所呈现的“腐朽丑恶的官僚”、“愚昧顽固的官吏”、“纵权祸国的权奸”、“忠烈的主和派”、“互保与议和的‘柱石’”、“受害罹难者”多种官员形象。经比对，笔者发现“官员”的大多数负面形象均在日后史学作品中出现，而正面的“柱石”（主和派）和“忠烈”（互保派）形象却在百年史学作品中经历了翻来覆去地“变脸”。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史学受到了政治干扰而不得不屈就于“语境”的结果，一旦干扰降低，史家又开始重新思考两派官员的行为，并构建出与早期文学作品相似的形象。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洋人”，着重分析了《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呈现的完全相反的几种洋人形象——“残暴的侵略者”、“无辜的受害者”、“文明的先生”、“被故意美化的侵略者”。经比对发现，历年的史学作品中都出现了洋人的负面形象，而洋人的正面形象“无辜的受害者”却长期以来没有出现在史学作品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形象才开始重新出现在史家的笔下。百年前文学作品里“普世的同情”也出现在史学作品之中了。　　 第四部分，即第四章“义和团”，着重分析了《庚子事变文学集》中所呈现的三种不同的义和团形象——“野蛮的匪寇与丑陋的愚民”、“肇祸的乱民”、“无畏无辜的义民”。经梳理，笔者发现，与原本“多面”的义和团文学形象相比，义和团史学形象在某些时期虽出自不同史家笔下却常呈现“单一”的形象（例如，有时是纯粹的“匪寇”，有时是纯粹的“革命者”等等）。直到改革开放后，义和团的史学形象才再度出现“多面”，史家才开始重新审视呈现义和团的其他方面，并予以中肯的评价。　　 第五部分，即结论部分“以文为镜的发现”。笔者归纳并分析了史家所构建的形象和持有的论调与早期文学作品有诸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这是文学之“真”与史学之“真”相遇的表现。笔者发现，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消退，史学与早期文学“不谋而合”之处有所增加，并由此指出史学虽长期受到政治的影响而变化无常，但从长远来看，其所具有的“求真内核”仍会让史学回归到“求真”的路上，并日趋稳定。因而由一时史学形象的变化而将史学说成是“虚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对史学的一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