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不同的国家，处境不同的文化作出了迥异的反应。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境外信息的传入比较敏感。因为文化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它的存在依托于传播，权威集团因而对传播，特别是跨文化传播警视，对于文化同化作用的研究至今仍是跨文化传播的兴趣焦点之一。国内一部分激进主义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可能出现文化殖民主义。这些民族色彩浓郁的观点似乎都有相当多的事实为辅证：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大通讯社掌握了国际新闻流量，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往往落于“负面”的、“消极”的报道。但如果放宽评价标准的话，西方媒体的新闻选择无可厚非。首先，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原则决定了对世界发展影响力更大的发达国家必然占据主要位置；其次，发展中国家负面事件发生的较频繁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信息环境来讲，只有闭合的信息环境才会出现被蒙蔽的后果，殖民一般而言是强迫性行为，但当今世界文化遵循的是供需原理，这使得文化殖民概念有待推敲。另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则要温和的多，认为可以采取选择法或者固守与拓展的策略。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自清末以来的民族心理，首先我们应认清文化交流的本质所在，同时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以及文化体系理论告诉我们当跨文化交流省略价值交流时，它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理性分析的话，目前我国文化逆差有着种种必然性。首先，文化资源大国并不意味着是文化强国。我国的文化产业从 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产业规模还在形成中，在国民经济 30<WP=35>中还属于没有被充分开发的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除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外，文化产业的发达还有其他社会性条件。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的自身问题也约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文化贸易逆差的空间：正是我国总体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决定了我们与外界的的文化交流模式必然是入多出少。 文化体系的变迁不仅包括大众传播还包括人际传播和商品流通。新移民热潮中不同种族人群的混居，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际必然引发文化变迁。现代国际贸易不仅是物流，更是信息流、文化流。除了以个体品牌商品为载体进行文化交流外，商品经济本身就蕴含平等、民主、创新、竞争精神的文化元素。以严格的国家意识形态操控跨文化传播的企图在当今的传媒产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总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对这种明显的外来文化介入的困惑的实质是如何正视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在中国似乎根深蒂固，但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进步历程与民族主义总处于难以平衡的境地。中国新闻业发展史就是如此。尽管坦率的承认自己的民族进步倚仗的是外来文化的改造，而且这种改造还是以强迫和受屈辱的方式完成的的确有伤民族感情，但是若不正视事实，我们将永远停留在用辩证的思维模式满足可怜的民族自尊心以及用不屈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来掩盖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适用性的层面上。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相对优势地位，文化与传播是同一语，文化的生命就在于生生不息的运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就是要实现以农 31<WP=36>业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转型。生存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求多方面的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除了自身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然要求中国本土文化转变外，全球化的出现也在迫使中国大陆文明作新的选择。一方面，物质决定意识，统一的物质环境决定相似的精神认识。另一方面，媒介的跨国经营策略决定了大多受众的信息环境的开放性，媒介即事实理论的一定合理性决定了受众接受相近信息，得出相近观念的结果。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国家文化产业安全主要指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稳固，能抵御大的“天灾人祸”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打击，并能较好的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自己，形成和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发达的文化产业不是控制得到的，而是适当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与其处心积虑的权衡跨文化传播策略，御不利信息于境外，不如调整大经济结构，放松文化发展环境，在已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发展本国文化产业，让本土文化与供需市场作相互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