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1893-1976)在中国诗歌史上占居显赫的地位。毛泽东诗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毛泽东诗词研究趋向一个新的高潮，但毛泽东诗词英译方面的研究，却显得非常薄弱。该文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统计等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诗词的十二个英译版本。 该文以多种学术背景为依托，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观照毛泽东诗词的英译问题；而研究的最终结果或结论，希望能够给中国古典诗词——而不仅仅是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带来启发和启示。该文从诗词形式的转存与叛逆、修辞格的传译、意象的再现、语言风格的传达、文化的传真等诸多方面观照毛泽东诗词——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问题，以探究诗词翻译当中的风格再现问题。同时，对毛泽东诗词的不同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做出评价。该文属于翻译批评当中的文本研究，具有实证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双重性质。通过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该文试图给翻译批评，特别是诗歌翻译批评或中国古典涛词英泽的翻译批评，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启示。《绪论》和第一章《毛泽东的诗词刨作与成就》，旨在为后面的翻译研究做铺垫。内容已概述如上。 在第二章《诗歌形式的翻译》中，强调了诗歌形式在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的重要性。译诗欲忠实于原诗，不仅应对原诗进行准确的释义，译诗更应该呈现与原诗相对应的、具有欣赏价值的诗词的视觉形式美或视象美，以及呈现诗词的听觉形式美或音韵美。然而，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欲在译诗中如实地传译原诗词的视象美与音韵美，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有时译者就可以放弃亦步亦趋的做法，转而进行诗词形式上的创造性叛逆，以便更好地转存或再现原诗词之意境美。跨行与形断意连在译诗当中的运用，不仅构成视觉形式上的局部创造性叛逆，而且是译者为了追求译诗更好的美学效果，而对译语语言形式优势的发挥。同样道理，诗行内韵、头韵与谐韵在译诗当中的运用，不仅构成听觉形式上的局部创造性叛逆，而且是译者为了弥补译诗过程当中原诗词音韵美的流失，而采取的合理、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三章讨论了修辞格的翻译问题。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构成原作风格的一部分。因此，成功的译作，欲成功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就必须成功地再现原作的修辞手法。修辞信息一旦流失，原文的审美信息就会受到削弱，原文的风格就会遭到扭曲。因此，对于原文中的修辞格，译者应当竭力传译；而竭力传译的基础，是首先将原文的修辞格识别出来。比如，汉语的同异格与英语的同源格，两者在定义、结构、用法、修辞效果等方面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它们属于基本对应的修辞格，但许多译者却未能觉察或识别出来，遑论对译，从而导致译文的乏味平庸。英汉两种语言中对应的辞格，虽然可以互相对译，但并不等于两种语言中的修辞信息完全等值；因此，在辞格转换中，仍然存在修辞信息流失的可能。一味机械地照译，有时可能会破坏原文的表现力和美学效果；此时，原文的修辞手法便需要变通。 第四章探讨意象的翻译问题。创造意象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新颖而独到的意象的能力，应该永远都是诗人的标志；意象的创造性越强，其个性特征也就越鲜明，其艺术价值也就越高。如果说诗歌创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意象的生成与组合的过程的话，则诗歌翻译的过程，关键就在于原文诗词意象在译文当中的转存或再生。如果说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则意象自然也是译诗的灵魂。毛泽东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意象，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的意象系统。具体表现为：诗词以动词意象或动态意象为主，即便是名词意象或静态意象，也常常暗含动态；其次，静态意象以硕大阳刚为其特征。译诗若不能如实地再现毛泽东诗词当中的意象，译诗的风格便不能与毛泽东诗词的风格相吻合。 语言风格的翻译问题，构成第五章的内容。毛泽东的遣词造句颇具个性，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而所谓独特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作者独特的选字用词及其重复率上面。毛泽东对名词“山”的酷爱，对动词“飞”的青睐，在人称方面“小我”与“大我”的交融，豪爽与婉约兼容、典雅与通俗俱备，如此等等，无不反映出毛泽东诗词独具个性的语言美学特征。于此，译者自当悉力转存。同时，译者还可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合理地利用译文语言当中有效的表达方法或手段，以便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情感氛围，从而更好地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 第六章探讨文化因素的翻译问题。诗歌翻译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文化交流。因此，诗歌当中文化项目传译的得失，往往直接关系到译诗的成败。在这些文化因子或由文化因子组合而成的文化项目当中，尤以颜色词、典故当中的名词，以及夸饰性数词为著。文化翻译的要点，是译者应该注意避免文化翻译上的过度归化倾向。既然文化交流是诗歌翻译的主要目的之一，译诗若不能起到此一作用，便是译诗的失败。而文化翻译方面的归化策略，往往消解或冲淡了原诗所饱涵的文化因子，从而不利于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当前翻译界所竭力反对的归化，其实质即是反对文化翻译方面的归化策略。 第七章是翻译策略的探究。译者的主观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译诗是否押韵，构成散体译诗与诗体译诗分野的一大标志。一段时间以来，散体译诗一直占居上风；受国外这种译诗潮流的影响，国内对诗体译诗的做法，也多有批判。但是，在ShirlevWood教授看来，20世纪初诗人或译者兴起的弃韵之风，是对19世纪诗歌用韵传统的反叛；进入21世纪，诗韵再兴，则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弃韵传统的反叛。此外，英语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越来越有利于诗歌用韵。因此，以因韵害义为理由而完全放弃诗韵，无异于因噎废食。顾名思义，学术性译诗重在学术研究，于是，译诗亦步亦趋，以便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各种信息；结果，未能充分再现原作之精神与气韵，是学术性译诗的弱点。文学性译诗重在传达原诗的美感体验，于是，译诗摆脱原文字面含义的束缚，对原诗的内在意蕴进行深层次挖掘；结果，诗性诗味十足，是文学性译诗的优点。总之，学术性的译诗，语言常常是描述性的，虽然流畅可读，却平淡无奇。文学性的译诗，语言常常是体验性的，不仅浓缩精练，而且贻人美感。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的两个流派，在学者型的译者与作家型的译者身上体现出来。文学性译诗虽然不见得占居主流地位，却在美国诗坛的经典系列中占居了一席之地。反观中国国内的翻译批评界，似乎仍然隅于翻译的“忠信”问题，从而忽略了对译文或译诗美学特征的研究，这似乎仍是一个遗憾。是否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可视为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的分野。诗歌文本的开放性和多解性，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的含蓄与朦胧，为译者提供了广阔的再创造空间。诗歌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甚至创造性地使用译语语言，这样才能使译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水平，并进入到译入语的文学领域。如果译诗的诗性、诗意、诗味不足，不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就不能使中国的古典诗词走向世界，为世人所了解、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