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系列变化中,一个经济现象近年来逐渐引人瞩目,这就是中国经济总体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不断扩大。不少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地区发展差距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东部地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这就造成了地区发展差距,而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政府政策造成的,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许可,能够给与辖区企业跟多发展空间,因而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本文认为,制度是区域经济增长关键因素,地区发展的差距也是由于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造成的。本文研究在90年代以来,制度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制度差异与地区发展差距的关系。　　 本文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论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是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首先归纳了旧制度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概念定义以及制度变迁、制度供给等理论的观点。然后,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差距的概念、观点和代表人物；最后阐述了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制度差异对地区发展差距的文献综述。　　 第三章是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制度差异对地区发展差距影响的理论研究。首先,指出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分析了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形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市场、产权、法律、政府行政效率以及开放程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中每一个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步的关键变量。其次,分析了这些制度的差异对经济差异的影响,提出制度差异是决定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因素,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差异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　　 第四章是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指出美国十九世纪西部的开发史本质上是一部制度供给史。本文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分析了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的过程,首先,通过对各种具体制度形态对美国西部地区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合适的制度供给能够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供给而实现。　　 第五章对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和制度差异作出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分四大板块和分省考察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差距,从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财政收支、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人均财政卫生支出以及人均创新水平等方面,收集了大量数据,通过比较相对比值、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方法描述了地区发展差距近二十年来的典型事实；第二,本文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分别讨论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形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把正式制度分为市场化、开放、非国有化、政府效率和法制化五个方面,并为其一一设定了测度的指标,通过统计分析,本文指出各种不同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欠发达板块和欠发达省份在这些制度供给上明显落后于发达板块和发达省份,显示出制度差异与发展差异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第六章是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论证了制度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命题,并估计了制度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以往文献存在的未能解决制度测度内生性问题,本文建立了中国省级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即以1958-1961年各省在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并论证了该工具变量的适用性。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证实了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地区制度差异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同时也证实了,相对于制度,地理因素在解释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并不显著,这样,就将第五章制度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关系变为了因果关系,实现了一次实证经济学上的创新。其次,本文回答了一个具有政策含义的问题,即在所有这些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中,哪一种制度更重要?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本文发现,1999-2005年,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法制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最显著,而中部、西部的主要因素则来自政府效率的提高。而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增长的源泉则来自于产权制度和政府效率的提高。　　 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应用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果,从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目的出发,对于目前的中国地区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指出当前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的产权保护和提升政府效率。最后分析了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　　 本文围绕制度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制度差异与地区发展差异的关系为主题,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取得了如下工作的创新:　　 第一,通过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史的考察,提出美国的西部开发史,其本质就是制度供给史。其中,产权制度和经济开放激励了美国东部和欧洲大量生产要素流向美国西部地区,促成了美国西部在二十世纪的繁荣,这是美国西部开发成功的关键。　　 第二,通过近二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刻画了制度差异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将中国的经济区分为四大板块和分为三十一个省,利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描述收入不均的方法刻画了地区发展差距的典型性事实。同时,把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分别讨论各种不同的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把正式制度划分为市场化、开放、非国有化、政府效率和法制化五个方面,为其一一设定了测度指标,通过详细的统计分析,指出各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由于欠发达板块和欠发达省份在这些制度的供给上明显落后与发达板块和发达省份,因而制度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有重要影响。　　 第三,通过设计制度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证实了制度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也就证明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证伪了地理决定论。本文以1958-1961年各省在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并论证该工具变量的适用性,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为正,地区制度差异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控制地理变量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仍然显著为正,而且其估计值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同时,地理变量变得不显著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明显下降。　　 第四,回答了一个具有政策含义的问题: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哪一种制度更重要?同样将采用20年来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的数据,本文划分了短期和长期。认为从1999-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法制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最显著,而中部、西部的主要因素则来自政府效率的提高。而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增长的源泉则来自于产权制度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欠发达地区来说,非国有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非国有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东部地区17年的平均增长率上升1％,而政府效率每增加1个单位,17年的平均增长率上升0.98％。这个结果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也是一致的。每个板块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一致,都是采取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积极保护以及通过增强政府效率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