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困境发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中人们的合作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说人格，制裁机制，社会价值取向等。其中制裁机制是提高人们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制裁机制的维持通常是昂贵的，而目前对于制裁机制捐助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在地位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对高初始资源被试在公共物品困境任务中的合作行为以及对于制裁机制的捐助的影响。文章首先回顾了关于公共物品困境以及制裁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接着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l通过社会价值取向问卷以及操纵实验条件来使被试的初始地位(个人初始资源相对大小)确定或不确定，发现社会价值取向能够影响被试对公共物品和制裁机制的捐助，那些亲社会型的被试捐给公共物品和制裁机制的代币要显著大于亲自我型的被试，但地位的确定性并不会影响高初始资源被试对于公共物品困境和制裁机制的捐助，我们对这些结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实验2通过操纵被试是否需要他人解释自己的决策行为(可解释性)以及地位的不确定性，发现可解释性不影响高初始资源被试对于公共物品的捐助，但却会影响他们对于制裁机制的捐助，在可解释性操作条件下，被试捐助给制裁机制的代币要显著大于无可解释性操作下的被试，而地位的确定性不会影响高初始资源被试对于公共物品以及制裁机制的捐助，同时也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对本文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总的讨论和解释，同时也指出了实验的不足并提出了以后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