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革命洪流中的聂绀弩(1903-1986)以及他的文学活动。本文共四章。第一章讨论聂绀弩和革命组织之间冲突。聂绀弩参加革命,有一定的被动性。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关于聂绀弩的传记总是强调这时期他很反感国民党,但事实不全如此。1927年从苏联回国的聂绀弩还是很积极地参与了康泽等人发起的护党事业。虽然聂绀弩脱离了国民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但他的转变有一定偶然性。本章第一节讨论聂绀弩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另三节评述他违反党的纪律各类言行。他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表现于三个方面:一、与身属国民党阵营的友人、政工头子康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将私人情感凌驾于组织之上;二、写反战诗,把中共和国民党相提并论,要它屈从战后民众的和平心理,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批评党的政策;三、建国前后,写诗歌颂新中国,被认为污蔑毛主席;写学术论文,又被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此观之,他和组织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这个“大自由主义者”有忠于革命事业的一面,他以笔为旗,用杂文为组织的事业呐喊。第二章讨论聂绀弩的杂文。聂绀弩留名现代文学史,就因他是有影响的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是变动的,在九十年代以前,他是“战士”,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史家更推崇他写于抗战时期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篇章,此时,他的文学史形象更接近“五四”的启蒙主义者。这一变化说明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色彩的作品更具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以第二节,笔者要分析聂绀弩杂文中可归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部分,这些杂文传承了部分五四精神。考虑到淡化政治对抗色彩是当时南方局领导人的文化策略,这批杂文又可以视为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策略之实现。解放战争时期,聂绀弩转向了更为激烈的写作策略,抨击国民政府、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这时期的杂文在品质上背离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第三章讨论建国后组织对其成员的规训,以及成员对这种规训的顺从与反抗。聂绀弩的遭遇很有典型性。1949年以后“肃反”、“反右”、“文革”,聂绀弩都被卷入,饱吃苦头。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运动对象的惩罚一次比一次严厉,而对象在运动中则变得更驯顺,认罪的姿态也更主动。但是,不能因为个体更顺从就认为他被改造好了。相反,上一波政治运动落潮后,下一波到来之前,聂绀弩内心变得更桀骜不驯。他激烈指责运动本身,为自己鸣冤叫屈,反思质疑运动中施行的政策。这说明思想改造或检讨运动对个体的规训效果值得怀疑。这种两面性在党内知识人群体中有普遍性。不过,大部分人的反思始终无法贯通到革命的源头处,留下“两个X”现象供后人猜谜。第四章讨论聂绀弩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分析一个经历严重身心创伤的知识人在极“左”年代试图重建内心的私人性的努力、失败及其苦闷。聂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和众多经历九死一生的右派文化人过从甚密。聚餐交游,作诗赠答,在利维坦暗影边界处寻找友谊和温暖,以满足个体对群生活的渴念。但是,这样的群聚并不能消除个体遭遇的压力和孤独,所以,聂绀弩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诗歌中的隐逸逍遥传统,开始书写出世的意欲。这种写作带给他暂时的平衡。然而,在虚无与实在、绝望与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毕竟是革命人,私人性的自我无法建立,个体心灵最终变得破碎与荒芜。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聂绀弩复写了鲁迅的《野草》部分篇目,抒发内心“无法直说的苦衷”。个体在极“左”时代体验到的幽暗、诡异和痛苦,在复写《野草》部分篇目的诗作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角。这些痛苦是革命马前卒“游”的必然代价。不过,这些幽暗体验带来的不全是消极后果,事后看来,正是这幽暗体验成就了聂绀弩晚年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