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阶段,工业集聚、节能降耗和生态保护是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摒弃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的同时,也要权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机制。无论是经济政策实施和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均是调整经济和环境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十九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大气污染等难治理的问题相继提出约束性法律法规政策和考核指标。本文首先分析和梳理相关工业集聚和雾霾污染的文献研究,阐释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使用产出密度函数规范推导了工业集聚和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其次考虑产业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中国省级区域2005-2017年的PM2.5数据指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工业集聚和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不同阈值的反距离权重矩阵验证了工业集聚对本地和邻地雾霾污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工业集聚与pm2.5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当工业集聚处于倒“N”型曲线的第一个拐点时,工业集聚会对雾霾污染产生抑制作用;当工业集聚水平处于倒“N”型曲线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拐点之间时,工业集聚对pm2.5的排放的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工业集聚处于倒“N”型曲线的第二个拐点以后,产业聚集开始对pm2.5的排放产生了抑制作用。雾霾污染存在显著距离临界的空间向溢出效应,当阈值距离小于300千米时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当超过阈值时,雾霾污染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且距离越大负向效应越明显。将重污染产业产值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工业集聚与重污染产业产值份额关系为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工业集聚在初期随着集聚规模的扩大,重污染产业产值份额占比较高;当工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地重污染产业产值份额开始下降,周边地区开始承接本地的重污染产业。据此,研究启示有: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产业集聚合理布局和雾霾防治的重要的作用,加强区域联防联治,完善污染治理机制。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鼓励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引进,鼓励企业研发和使用清洁能源。加快淘汰和转型升级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和产品的中高端化。改革外资管理制度和优化外资使用结构,适度灵活的引用外资技术。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居民环境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