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自然灾害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灾区人民的生民和财产安全。现在的技术还不能完全准确的预防和控制这种灾害,因此,灾后重建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灾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面对巨大的灾害,国家启动最高应急预案,积极投入抗震救灾,经过紧张的抗震救灾,灾区进入全面恢复重建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面对灾后重建的时候都会选择依法重建的思路,我国灾后重建也坚持了依法重建的思想,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作为我国灾后重建的纲领性规范,同时,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法规以及重建政策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成为我国灾后重建法制化的重要标志,也为灾后重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针对性很强,因而很难被其他突发性自然灾害的重建工作来直接引用,这就需要完善我国现有的应急性法律体系,有必要制定一部存在于常态法律体系之中的应急性法律来作为我国灾后重建工作的指导性规范。灾后重建法律法规中很多都涉及到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常态社会中,二者在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史中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却从来没有完全分离过。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和政府适度干预理论,法学家们根据政府与市场行为的作用,试图找到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然而,由于二者之间的交错,这个探索还难以完成,最终提出了公权领域的政府调节,私权领域的市场调节的结论,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私权与公权也是无法来完全明确划分的,由此也就造成了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模糊性。在分析这些原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经济性法律中设定一个原则来界定二者作用发挥的边界,在法律视角下对“适度”进行重构。由于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是当今资源配置中最重要的两种调节方式,灾后重建中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成为一种必然,然而,即使是在常态社会中也难以明确行为边界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灾后重建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更加显得难以划定。政府在应急性规范的允许下,其权力已经影响到灾后重建的每一个领域,其中就包括私权领域,随着灾后重建过程的持续,市场的逐步完善,政府在私权领域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私权领域交还给市场来进行调节成为一种需要,这就要求政府行为的退出。为了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对灾后重建中对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进行法律重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常态社会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入手,在对常态社会中政府干预适当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适当”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内容。然后对非常态社会中的政府主导论与市场主导论进行分析总结,认为在非常态社会中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市场化运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下面的论述中,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灾后住房融资行为进行调研,获得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问题在实践中的答案,并对此进行分析,以此来论证上面所得出的结论。为了能够对我国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进行有效的划分,本文借鉴了域外灾后重建中的相关经验。在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域外经验,提出我国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制度建构,并对灾后住房融资行为进行规范化设计。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导论部分,本部分介绍了论文写作的意义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与内容,论文的创新点以及写作运用的方法。第二,常态法律视角下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法律构造,从常态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主要介绍常态经济法律视角下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对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进行法律重构,对政府适当干预中“适当”的诸多条件进行限制。第三,非常态法律视角下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理论预设,本部分针对灾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两种理论即政府主导论与市场主导论进行思考与反思,指出其存在的优势与不合理性,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具有片面性,并不是灾后重建中科学合理的选择,只有充分结合双方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者作用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理论的现实性与可行性。第四,灾后房屋重建融资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实证调查分析,笔者利用暑期三下乡活动的机会,对5.12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彭州市磁峰镇进行实地调查,主要收集灾后房屋重建融资行为中有关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作用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由此来论证住房融资行为中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并且希望通过对住房融资行为中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分析,能够延伸到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第五,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设置的域外借鉴,分别选取了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等几个突发性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对每一个国家灾后重建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借鉴,最后,在总结几个国家灾后重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获得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域外经验。第六,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的制度建构——兼及住房融资行为法治化研究与制度化设计,本部分在对理论梳理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灾后重建中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进行界定,并对此作出制度重构。灾后重建是一个过程,一个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市场机制的作用会逐渐的增强。这个过程性决定着我国法律无法对这个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做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没有法律的明确限定,政府行为是难以保证适当的,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为了能够有效地保障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根据灾后重建中灾民的最根本诉求,提出了“效率与成本”的标准,以此为原则来划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并对此进行法律重构。针对灾后重建中政府作用的全方位以及市场的缺失进行法制化研究,分别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首先提出制定专门的灾后重建法的必要性与实际性,接着在执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论述,最主要的设计就在于如何限制政府在私权领域中的主导,将私权领域交还给市场来进行调节,实现该阶段的政府“适当”干预。并指出执法监督与司法监督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灾后住房融资问题的突出,本文提出在政府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应该扩大灾后住房重建资金来源多元化,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灾后住房重建进程。为此,提出来专项贷款制度,地震保险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国家特别债券制度,并且对每一个制度进行分析,提出风险控制措施。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认为我国灾后重建应该坚持政府主导下市场运作的模式。相信坚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共同为灾后重建工作服务,我国灾后重建工作会在高效与节约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