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唐代长安的文化在地域和都市上具有的独特内涵和杜诗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地关系方面更深一层揭示杜诗形成的原因,以及长安文化精神在杜甫诗歌形成中的意义,以确立长安文化在杜诗中的重要地位。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方法和思路,中明了选题的研究意义,同时并概述唐代长安文化的特征：继承性、包容性、多元性。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长安文化对唐诗的影响。首先,唐诗中长安文化题材的诗歌多是精品,题材广泛,反映了唐代广阔的社会现实,长安文化使唐诗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唐诗不仅成为表现长安文化的主要文学样式,而且,确立了“长安”一词在古代文学中作为盛世和理想的象征。其次,纵观长安文化诗歌,可发现诗人当表现某种相似的情感时总是把眼光倾注在相同的事物上,或者面对同一长安事物,诗人总是涌起相似的情感,由此而形成对某一事物反复的吟咏,而这一事物也成为唐人某种情感的固定承载者。这种创作倾向使唐诗中出现了不同的创作主题,曲江盛世主题寄托着诗人盛世的豪情和理想的执著,终南山隐逸主题突出了诗人以退为进的仕进心态,而华清宫讽喻主题反映的则是诗人在对当代政治冷静思考中产生的强烈干政意识。无论是仕进,还是隐逸、讽喻,都突出了长安文化的向心力对唐诗的影响。其次,重点讨论长安文化中的诗坛风尚对唐诗风格基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长安以国都的优势,成为南北诗风交流融汇之地。南方诗歌的柔婉明媚与北地诗歌的雄奇壮阔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相互影响与隋朝的进一步交融,在唐开元十五年前后达到完全融合。长安文化中诗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唐诗具有了健康的精神、充实的内容、浑融的意境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标志着唐诗雄深雅健的风格基调的确立。第二章主要总论杜诗与长安文化的关系。杜诗对长安文化中宫廷文化、士文化和市俗文化的多维透视中,显示出全面性、犀利性、重在对士文化等特征。同时,长安文化的浪漫、世俗、执著的精神在杜诗中得到凝聚和升华,成为杜诗具有盛世气象、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为国为民锲而不舍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章是关于盛唐时期长安文化与杜诗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这部分以长安文化中的社会风尚——交游之风、尚武精神、宴乐之风为重点,探讨其对杜诗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杜诗受长安文化浪漫精神的影响较为突出。首先,长安交游之风对杜诗的影响。杜甫在长安与诗人的交游成为杜甫接受时代诗歌精华的重要途径,与友人讨论诗文是其接受盛唐诗学思想的主要方式。在杜甫对交游人物诗学方面的评价中可见出,崇尚风雅、追求新奇、注重章法严整而多变是这一时期杜甫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指导其实际创作的准绳。其次,长安尚武风尚对杜诗的影响。杜诗中的尚武精神不仅仅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受到长安尚武之风的影响。险要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处边陲的地理位置是先秦时期长安存在尚武之风的源起,而后世统治阶级的尚武措施和人们对“关西出将”的心理认同对长安尚武之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天宝年间,长安的尚武之风达到顶峰,发展成为一种盛世精神,此后逐渐衰落。以盛世精神为底蕴的长安尚武精神使尚武成为杜诗中一类重要的题材,同时,形成了杜诗乐观昂扬的基调和雄浑悲壮的风格,杜诗的这一特点体现了盛世的时代精神风貌和盛唐之音的艺术特征。再次,长安宴乐之风对杜诗的影响。唐代帝王对长安的宴乐之风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中最有力者为唐太宗和唐玄宗。唐太宗的音乐思想为唐代宴乐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唐玄宗的音乐观和身体力行则使之在长安达到全面盛行。唐代特有的行卷之风使杜甫在长安的宴乐活动具有了求仕的性质,在杜甫长安宴乐诗中,不论是文人雅集所奏之乐,还是达官贵人宴享所奏之乐,皆呈现出悲美的特征。自汉代始,宴乐“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客观上为其作出了合理解释,但杜甫长安宴乐诗中蕴含的“个体人格的压抑——悲辛心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悲愤心态、儒家仁学的导向作用——悲悯心态”则是杜诗中“宴乐”呈现悲美特征的主要原因。这种以“悲”为主体的心理结构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心理的发端,使杜诗逐渐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靠拢。第四章主要论述乱世长安文化与杜诗之间的关系。儒释道并存是唐代长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安史之乱爆发使盛唐长安佛道居先、儒学居末的格局发生变化,儒家思想跃居首位。儒学的复兴使长安文化的世俗精神对杜甫及其诗歌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杜诗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首先,杜甫“致君”理想的实现。安史之乱中长安沦陷,杜甫逃归凤翔,被肃宗授予左拾遗之职。授职之初杜甫感激涕零,拾遗任上恪遵职守,并且任上所作诗歌充满舂容祥和之气,显示出杜甫对左拾遗之职的心理认同,代表了杜甫“致君”理想的实现。杜甫实现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新建肃宗朝纲纪未立,名器不轨；唐朝廷以示招怀；杜甫逃归凤翔之举是对忠君意识的强化与个体德行的彰显。其次,杜诗“诗史”地位的确立。后世诗评家从不同角度对杜诗“诗史”内涵进行了解读,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兴亡的社会时事之史与诗人亲身经历的血泪史在杜诗中得到完美融合。在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战争的描绘蕴含着忠君爱国之情、自身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与战乱中社会时局的反映相交织即显示了这种特征。再次,杜甫乐府诗的开创。这一时期思想的巨变在文学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旧的文学样式的消亡,新的文学样式的建立,而杜甫的新乐府即是其中之一。杜甫新乐府与李白乐府诗相比较,诗题上,李白基本是古题,杜甫是自创新题；题材上,李白乐府诗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与古题内容都有一定的联系,而杜甫基本是针对现实时事而发；形式方面,李白乐府诗一面恪守古题乐府在固定句式方面的传统,一面较多使用杂糅句式和“君不见”句式,杜甫乐府诗的句式大多整齐,多使用对仗之法,且带有律体的痕迹。表现手法上,李白通过比兴、对比、夸张等手法表现乐府浪漫的气质,杜甫通过多样化多角度的叙事手法表现乐府写实的特征。杜甫的乐府诗完全摆脱了模拟古题的创作模式,使题目与内容结合更加紧密,同时也使乐府诗的表现领域与表现手法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杜甫新乐府的成就突出了杜诗在乐府文学中的开创之功。第五章重点考察长安文化的向心力对杜诗的影响,即杜甫晚年诗中的长安情结。这一时期的杜诗充分体现了杜甫受长安文化执著精神的影响。长安风物寄托着杜甫美好的回忆,是心之向往的长安的象征,在杜诗中呈现美化的特征；对长安交游人物的眷恋突出了杜诗作为至情至性之文的特点；杜诗中对长安经历的回顾,则显示出杜甫对自我人格的维护；杜诗中对长安理想的执著突出了杜甫对儒家思想的坚守,同时也说明了杜诗虽然充满悲苦之音但却激励后世的重要原因。杜诗中长安情结的独特性,不仅是杜甫个体人格的升华、文人恋阙心态的深化,而且杜甫长安情结成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强大动力,使其达到创作的辉煌,夔州诗的成就即是一证明。同时,杜甫长安情结的深挚也更加突出了杜诗的沉郁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