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问题历来都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学中,自斯密开创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来,分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什么决定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与分工相关联的各种经济变量——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之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是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和负面影响,以及各领域研究的证明。也许是受到斯密——特别是被人们称为“斯密定理”——研究传统的影响,传统的分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都是假定不变的人性基础,以各经济变量之间单纯的物质关系构建理论体系,因而它们的研究是静态的、孤立的、缺乏历史方向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从分工的本质性特征出发,不是从一定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出发,而是单纯地从现象出发、从一定的历史的前提出发,因此它不可能反映出分工的本质性要素,也不可能揭示出分工的本源及其社会内涵,从而在形式上流于肤浅或无意义。这一点正是本文首先要给予批判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赞成他们——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秉持的人性观假定的永恒性,也不赞成基于这种假定所做的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传统分工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那样的一个大综合——尽管他们在传统分工理论的整体构建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我所坚持的是基于马克思关于分工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这种研究就不单纯地以某一个形而上学式的、宗教信仰式的、肤浅的、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假定为基础,而是以一个具体的、实践的、感性的、逐步发展的、饱含社会内涵的协作关系和人的本质性要素为基础的分析,由此“分工”的概念与人的本质性、与所有制的本质性、与劳动的本质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分工在本质上是“关于异化范围内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如果没有人的对象性的活动,那么分工就毫无意义。尽管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