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特大城市“膨胀病”问题日益严重。关于如何治理特大城市“膨胀病”的问题,我国学者曾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从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机理的角度探索和研究特大城市“膨胀病”的缓解之道。本文主要按照“一二三四”的逻辑结构展开: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问题主线),从“两个角度”(即静态解构角度分析和动态机理角度分析)分析特大城市及其功能系统,从功能系统“三个要素”(即功能主体、载体、客体要素)的角度,分析特大城市功能系统疏解的“四方面机理”(即功能疏解的动力、模式、路径、阶段)。总结全文,本文的主要建树和创新性观点如下:第一,本文从分析特大城市“膨胀病”入手,对特大城市及其功能结构进行了静态解构:探索了城市的本质;界定了城市功能的内涵;从分类、分层、分级的“三维划分”角度梳理了“城市功能有什么?”的问题,将各学派学者对城市功能认识的差异整合于一个整体框架内;从功能主体、功能载体、功能客体的角度分析了特大城市功能结构的特征。第二,在静态解构的基础上,本文又对城市功能疏解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动态分析:解析了特大城市与一般城市在功能疏解机理方面的共性,并从功能主体、载体和客体三个视角探讨了特大城市功能系统及其要素“谁来疏解?”、“怎么疏解?”、“往哪疏解?”等问题;探索了城市功能疏解的一般模式和主要路径,总结了城市功能疏解的阶段特征。第三,总结伦敦、纽约、东京、首尔等国外特大城市在功能主体、载体、客体方面的疏解经验,分析我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难点和关键点,提出了我国特大城市未来功能“再疏解”的基本原则,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未来功能“再疏”与“再解”的方法,从而在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内在机理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特大城市未来功能疏解过程中“谁来疏解?”、“怎么疏解?”、“往哪疏解?”的问题。第四,在定性研究基础上,本文又对特大城市过去功能疏解状态进行了定量测度,以期验证理论,为破解难题提供现实依据。(1)从功能主体、载体、客体的角度构建了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状态测度的指标体系及其模型。(2)运用功能主体、载体、客体指标2000年-2010年的功能疏解状态进行了实证测度。(3)测度结果显示:从整体疏解体征来看,2000年-2010年北京各功能系统在城市内部空间疏解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进一步疏解的空间。从疏解阶段来看,2000年-2010年北京各功能系统疏解的阶段及阶段特征与一般城市疏解机理大体一致;从疏解的动力机制和主导模式而言,北京主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产业升级规划推动各功能主体向外围区呈“水波式”路径疏解,通过城市规划推动各功能载体向外围区扩容;但由于政府主导模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或行政限制手段推动功能主体的疏解,难以推动由市场主导的功能客体的疏解;加上政府在功能载体的疏解和建设的滞后,大多数优质载体资源仍聚集在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并未向更远的城市发展新区或生态涵养发展区拓展,最后导致北京各功能系统及其要素疏解的相对滞后,进而加剧了城市“膨胀病”的发生。第五,在对特大城市过去功能疏解状态定量测度基础上,通过借鉴医学移植学原理,提出了特大城市与其周边城市的功能移植方案,并构建了相应的功能配型指标体系及其模型;以北京为例,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路径背景,从功能结构、功能联系、功能动力三方面对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了功能配型。综合配型结果显示:天津与北京在功能结构、功能联系、功能动力三方面都有较高的匹配度,廊坊与北京在功能结构、功能联系两方面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同时,根据特大城市功能疏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排异反应”,本文从疏解动力、疏解模式、疏解路径三方面给出了功能移植过程中的“监测”与“护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