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作为一项维护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制度工具，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效应等相关问题，在中外学界和政界一直存在着相当的争议。　　对于最低工资的不同意见，最初来源于它的就业效应。如果市场结构的类型、最低工资的覆盖层面、劳动者之间的可替代程度等假定不同，则结论就会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这种争议还存在于最低工资与通货膨胀、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最低工资与生产效率等议题之中。　　从立法依据上来看，最低工资立法力图达到以下目标:防止劳动遭受压榨、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所需、反贫困、促进收入公平和缓解社会差距、增强弱势劳动群体的抗争权力等。但是，鉴于最低工资功能的两面性，以上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是需要打上问号的。　　在美国，最低工资的执行有着特殊的代表性。特别是最低工资的运动轨迹及其不同阶段的水平，反映了背后诸多政治力量的博弈;同时也反映出影响最低工资的各种指标的状况，比如财政承受力，企业承受力等等。在美国，如果年龄与性别分布、地区分布、职业分布、行业分布、教育分布、婚姻分布、就业时间分布不同，最低工资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美国自1997年到2007年间一直未调整过最低工资，就最近一次调整来看，是考虑了最低工资的真实价值、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的占比，最低工资与贫困线对比等各种因素后作出的一种选择，对中国的最低工资确定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的最低工资从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工资规定》到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走过了一段不长但快速发展的历程。在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包含内容、政策手段等方面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并不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没有过反复的过程。在当前，对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而言，具有较为重要意义的变量有:最低生活费用，物价水平，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　　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弱势群体。针对农民工而言，在最低工资的覆盖、最低工资的执行等指标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所以加强对该群体的最低工资的监管与执行，有利于纠正制度偏差、增加农民工收入、缓解用工荒、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等。而且，从理论上而言，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可能呈现出向右下方倾斜的特点，最低工资的执行，可以有效终止农民工劳动供给增加与贫困增加的恶性循环。　　在全球化加剧的今天，“血汗工厂”现象可能有增无减。作为反“血汗工厂”手段之一的最低工资被加以重视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为缓解贸易摩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动实施最低工资也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