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是一幅颇具“意昧”的文学形式景观,它从“诗意化”趋向“写实化”的发展演变轨迹,彰显了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的一种特殊生命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又是与各个时期的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有着独特的“互文性”意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呈现出“诗意”的弱化趋势。即由五四时期诗意体小说的“诗词穿插”和“至情回旋”体式、书信体小说的“信笺嵌入”和“倾诉与倾听”体式、童话体小说的“新的幻想”和“童趣视角”体式,向30年代散文体小说的“叙事客观化”体式、传记体小说的“身份想象”体式、速写体小说的“场面展示”体式,再到40年代报告文学体小说的“事件拼合”体式、评书体小说的“说故事”体式、戏剧体小说的“冲突集中化”体式的位移嬗变。二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悖论镜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写实化”文体潮流中,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讲坛意体小说以及孙犁等创作的“诗意化”文本时有出现,然而,这类“诗意化”文体形式承载的却是“合理性”内容,或者是群体话语的凸显,或者是时代意识的溢出,它们彰显出现代小说“文体互渗”形式与内容的悖论镜像。三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特殊的主体精神。五四时期,人性觉醒的时代环境培育了主体“向内”张望的姿态,迫切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内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诗意见长的“讲述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诗性生命形态,即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与生命的超越。30年代以后,风云激荡的战时环境要求着主体走向“社会”,迫切书写“必然的新时代”,其外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写实见长的“展示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即清醒的时代意识、历史的必然性信念与审美教化功能。四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独特的文化内容。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无论是互文的“诗性”生命形态还是互文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它们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并受到这种“场域”的干预影响。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文化“场域”的互动博弈中呈现出三重文化意蕴：一是践行着讲坛性观念的传统“和合”文化场域,二是融合着个性自适与伦理规范的“民间”文化场域,三是高蹈着启蒙功利性的“异质’文化场域。它们交互缠绕,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发生位移倾斜,从而以相应的“文体互渗”形式彰显出来。因此,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变迁形态便富有特别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昭示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现代性”历程,即由“抒情型”文体向“叙事型”文体,也就是由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多采用“内聚焦”叙事)向现代的“展示”叙述方式(多采用“外聚焦”叙事)逐渐与五四以后小说互渗融合的过程中,显示了中国小说不断趋于“现代”的品性。其次,能提供一种重述现代小说史以及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依据,即可以根据这种发展规律来重新叙述和编撰现代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史,如可以诗意体小说等的发展变迁为纵坐标进行叙史,以不同阶段的文体差异性为横坐标观照各时期的主体人格、精神文化以及审美风貌,这是建构在小说“本体性”维度上的叙史方式,它超越了纯粹的主题叙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