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也紧随沿海地区的发展形势，逐步展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贸易，并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交汇互动中，跻身于传统向现代、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近代社会转型之中。其时，在社会物质基础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均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却较为薄弱，这与历史实存现象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因此，本论文选择云南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风尚作为论题，对其进行一种初步的探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弥补学术研究之不足，拓展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主要着眼于对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趋势概括，也即把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之中，对决定近代云南风尚变迁的物质基础条件、发展变化阶段、社会动力来源、多民族地区近代风尚变迁的基本特征以及政府和社团对新型社会风尚渐趋稳定的作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探究，以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云南风尚变迁的基本状况与格局变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基础、交通条件改善和开埠通商城市的辐射及示范效应三方面，分析了制约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社会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察近代不同时期云南社会风尚的变迁及主要表现，从而勾勒出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基本趋势，即由开埠通商前的“基本在传统的变化轨迹里循环往复”到开埠通商后“朝着一条不同于旧时代的新道路发展”，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崇洋”和“趋新”风尚逐步生长，尤其是具有现代元素的新风尚日渐增多，对近代云南社会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在西学东渐的冲击、政治变革的强劲推动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力作用下，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质的变化。与东部沿海相比，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因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和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西部、边疆和民族性的典型特征，即交通条件改善是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契机；边地社会风尚变迁的独特性；因民族文化特殊性而呈现的“超前”与“滞后”特性；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阶段性。　　 社会风尚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决定了其社会功能不是自然发展、自我作用、自我消亡的，它需要人们有意识的引导和提倡，也只有在正确的引导下才能使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风尚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旧风习的消极作用。为了使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风尚渐趋稳定，以推动近代云南的发展，政府和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从制度政策层面积极倡导推行新风尚，社团则在政府主导下发动民间力量，宣传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