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从对“平庸之恶”的研究入手,追踪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根本之恶”与“平庸之恶”的关系,恶与思的关系,思与行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在本文中是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始终的。首先,将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的奠基进行追溯,分别简述了古希腊、基督教和康德在恶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恶的问题的初次探求。其次,将视角由社会转向个人,以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来分析在恶的制度背景下个人如何逐步陷入无思以及这种无思之恶的危害性,澄清极权统治下个人的道德责任。由此,开启了以思抑恶的可能尝试,在分析了沉思的“孤独”特征之后,发现面向自我的无声对话无法直接在行为上体现为善恶选择,故而将判断作为一个连接思考与行动的关键中介纳入分析,判断是一种精神能力,同时对行动具有直接的指示作用,故而能够打通思与行的鸿沟。总之,平庸之恶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有涉,但更与个人的心灵密切相关,尝试从个人的角度消解平庸之恶,必须沿问题的来路返回,去寻找思的力量,然而能够消解恶的思,并非是沉寂的玄思,而是质疑的思、行动的思、解放了心灵能力中所具有的政治性判断能力的思。由此,来说明阿伦特把政治生活拉回到哲学的主旨及核心价值中,使得哲学的意义也回到了古希腊城邦时代——苏格拉底的内在精神生活与现实城邦生活的内在关联之中。只有在这样的内在关联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尝试消解“平庸之恶”,或者说,至少在“黑暗时代”的“根本之恶”中,保持清醒的反思状态和独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