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源于应急管理,问责的范围主要是突发事件,而群体性事件便是频发的突发事件中的一种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并且规模和影响也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官员问责,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和严峻挑战。我国对于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始于2003年的“非典”,对几名省部级的官员都进行了行政问责,作为我国问责制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后,随着新闻媒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广泛关注和曝光,对很多相关的官员进行了问责和追究,并且问责的力度也在加大,官员问责制正逐步进入我国的政治生活,并成为了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官员问责制的兴起,表明了我国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性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做出的不懈努力,彰显了我国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中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善治理论等为理论工具,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运用规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通过“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群体性事件中官员问责制现存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我国构建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官员问责制建设机制的建议,即加强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客体、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完善官员救济和复出机制等,以期对官员问责制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