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25条对共同犯罪采取了极为简要的规定方式,而正是这简单明了的法条规定,给刑事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何为“共同”、何为“共同故意”、何为“共同故意犯罪”,都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理论的分野。当然,这只是共同犯罪疑难问题研究的冰山一角。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犯罪参与体系归属的确定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前置性问题。犯罪参与理论研究的是,在多数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究竟什么人是应该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的“真正行为人”(即所谓的“正犯”)。当今各国不同的刑事立法中,存在“区分制”和“单一制”的对立:前者认为应该对各犯罪参与人作出正犯与参与的划分,并据此产生刑罚给予上的差异,即在定罪阶段同时解决量刑问题;而单一制则更加重视行为与刑法所保护利益的关联性,确定了真正行为人后,其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法益侵害的刑事责任则应是量刑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犯罪参与体系归属的确定是共同犯罪问题研究的开端与前提。以司法论为研究视角,依据我国《刑法》第25条——第29条的规定,从“立法原意”、立法特点、法条关系、立法动态和共同犯罪人的分类等角度来看,我国现行《刑法》在犯罪参与问题上采用了与单一制国家较为相似的立法模式。而且以单一制为视角,也可以合理解决共同犯罪研究中最为复杂的利用他人犯罪问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结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