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论证理路及其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创新主体"和"国家创新体系"这两大认知焦点背后的制度含义的解读,通过对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的探讨,突显了制度性因素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其次,作为理解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安排的逻辑前提,该文把技术看作是一种知识,论证了技术知识的难言本性以及难言知识和明言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技术知识、人工制品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场域观,把科学和技术置于场域之中,通过中西比较揭示了两者关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关系的不同的认知图式,厘清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建构的制度本性.该文首先基于知识论视角,论述了经济场域中企业知识的非独占性,确证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建构本性及其结构约束,从而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进一步透视了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联.该文着重考察了经济场域中企业技术的知识生产和获取的制度安排,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内源知识的重要性大于外源知识的重要性,来自经济场域的知识的重要性大于来自科学场域的知识的重要性"这一中西共同的知识运用模式的必然性.从而证实了经济场域在技术知识生产和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该文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于场域间和场域内企业家能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分析了高技术新创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辨明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二重性,即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国有企业激励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可能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