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03年，梁启超是中国社会颇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他的政治活动、言论思想以及文学革命都在此期达到盛极一时的顶点并成为后世持续研究和关注的热点。然而，梁启超令举国倾倒的昙花一现的启蒙之谜却始终鲜有透彻明晰的解答，而这正是隐藏着群众、革命等相互纠结的话语层次的潘多拉之盒。 借助勒邦的群体心理学，我试图将汉语文学的“三界革命”还原到“群氓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去，模拟安德森所言“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思路解释梁启超的群学视野、“国民性"剖析以及印刷媒介的使用在观念程度上促成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所谓“过渡时代"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惟其如此，梁启超对一个分享群体心理逻辑的想象整体展开单向传输式的有效宣讲才具备了可能和必需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进化逻辑与革命诱惑”、“语言之魅与文体之变”、“观念大厦与语词神话”、“激情煽动与宗教功效”、“文类颠覆与经典修辞”透析上述动机结构如何影响到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启蒙策略的，“三界革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神秘现象得以掀开幕布，对于1903年之后，魔力不再出现，“三界革命”走向衰落和偏移之历史成因亦作出大胆推测。最后，梳理“三界革命”作为“群氓时代的启蒙”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传承痕迹，包括“群氓：摇荡在精英与民粹之间”、“革命：话语滥觞后的相续图景”以及“启蒙：另类辩证和两歧思维”并以“群氓时代的启蒙”对当下意义的思考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