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起，陶渊明诗歌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受到关注，后经唐宋时杜甫提携、苏轼推崇，誉满学界，从此陶诗文经典地位少有异议。经典作品往往具有跨时空的可读性和超时空的意义指向。明清时，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兼及研究的研究全面展开。1898年，陶诗德语译本问世，自此，陶诗吸引着众多译者为之笔译不辍。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是“主义”理论的世纪，也是“翻译的时代”超越20世纪诸项研究的是巴赫金“兼顾内（复调体裁）外（狂欢化时空），综合研究”的全景整体诗学研究视野，其“对话——整合”研究方式与其他单一向度上的诗学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不偏执的多元特质和“长远时间”里的开放、发展属性。同时，与其他文化研究偏重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巴氏诗学的历史感凝重。巴氏诗学的这些特点使其复调、狂欢诗学观点成为支持文学翻译复译现象的前瞻性理论，与同期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语言论转向”理论相比，巴学理论所弘扬的人文理想使他们相形见绌，巴氏诗学的审美视角更是后起之秀如读者系统文论——60年代的阐释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只是在欣赏者那里才能被揭示出来）和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足的，文本意义需要文本与读者共建）——当之无愧的先驱。 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最终揭示的是他者以及他者话语在自我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自我与他者互为主体性、双主体互动的精神。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实际上是从道德哲学领域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过渡，复调理论使主人公自由解放，与作者平等对话，这是复调理论的核心，体现着复调理论的反物化内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性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①从1963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增添了关于狂欢的论述情况来看，复调理论在阐释着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平等逻辑关系（国内引介巴赫金复调理论的钱中文明确了这是复调理论的关键）的同时，成为狂欢化理论的前奏和萌芽。国内程正民在其《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把复调理论和民间狂欢文化联系起来，缩短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距离。上述巴赫金三种核心理论概念依次经历作者控制主人公，主人公控制作者，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变化发展，最终指向作者和主人公两个价值中心的外位互补关系，阐明了审美世界的事件性……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因此，三个概念共同具有“打破理性主义对人的精神的禁锢，调动人们身上绝对本质的、神圣的参与性”。②体现着“兼顾内外，整合建构”的指导思想。将巴氏对话——复调和狂欢化理论引进到文学翻译研究中，目的在于消解原文至上，肯定译者审美作用，遏制翻译一元主体操纵，促进翻译各方对话交际，在使翻译对象成为过程中审美事件的同时推动翻译在复译实践中整合创优。翻译研究从科学、艺术、技能、文化属性一路发展过来，不久前才进入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的整合性建构阶段，而霍恩比的跨学科本质是巴赫金对话交际理念的扩大化，是翻译研究回到巴赫金诗学方向的表现。借鉴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理论，文学翻译复译的现实格局——翻译结果不是单一属性的，多声部译文相对共存，共同表现为原文投射出来的、译者多边对话的多面共同体——成为有据可依、有的放矢的翻译现象。也就是说译者与原文作者、原文、译文读者对话时，复译者之间展开多元交叉对话时，他们在作者言者与原文言者的辖制下，在译文读者的期待视域内，积极贯彻各自的翻译主张，各种翻译结果因此复译有加。 从巴赫金对话原则发展而来的对话性翻译是形成和谐翻译局面的基本理论依据。对话性翻译意味着使多元翻译主体兼容并存、互补融合理应成为翻译常态的过程和最终势态，也说明主体性问题应该超越单边一元视角，多元翻译主体视界融合——复合主体间性成为文学翻译的核心力量。在这个前提下，决定文学翻译复译多元和谐共存的主导因素不是翻译过程中经常缺席的作者主体，静态的原文主体；不是空穴来风的译文主体；也不是翻译链最后环节—一译文读者主体，而是贯通几方主体的译者主体。作为唯一现时、在场的执行主体，译者主体的根本作用不在于发挥“审美理解”与“审美创造”，而在于“唯我”而又“忘我”地贯通翻译全程所有翻译主体视角与要求，为成就翻译“范本”锲而不舍地调节着。 译者成就“定译范本”的努力在对话性翻译中不断推进着。推进过程中，同一译者因时因地地调整对话方向或深化对话程度，或不同的、更多的译者参与进来，使对话性翻译上升为复调性翻译。复调性翻译是作者和主人公两者关系的复合关系。复调声中，主人公作为思想着的人——复调理论的重要条件——得到彻底解放，而作者的审美积极性依然是复调理论的重要构成。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作者从审美积极性出发围绕思想着的主人公进行价值建构的过程。由此联系文学翻译复译，可见，复译正是译者积极地使原文“涵义”成为审美事件中的审美对象并反复对翻译对象进行价值优化整合的“对位”性翻译建构过程。“对位”，作为复调理论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关注不同声音同时发声，针对同一个主题对应存在；从而使对话性翻译在不同的对话向度上呈现出同异相形见彰、相应成趣的建构性翻译复调特色。 巴赫金复调理论提供着一种探究发现新的内容的审美形式，这就涉及到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译者的主体间性问题，这种“对位”间性特质使复调理论成为巴赫金诗学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枢纽概念，并与巴赫金诗学发展的新思路——狂欢民间文化向度上的转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多元时空译者参与到文学翻译复译中形成的集体性、创造性多声部复调翻译结果正是狂欢化诗学作用于文学翻译复译的现象显示。从狂欢化内容自身来看，它是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深入发展。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①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学翻译复译就为译者提供着走出一已封闭性对话，走进多元性、人格化大型对话的翻译空间，使复译者的复译过程在视域互补中得到提升。 陶渊明诗歌英译活动自1918年韦利（Waley）首译开始已经存在多种版本，从选译到节译本到全译本到诗文全译本的英译发展轨迹表明陶诗的认识与重视在逐步加深，无论从复译数量上，还是从翻译空间分布上讲，都足以为陶诗英译复译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料。面对陶渊明诗歌，诸多陶诗英译者立足原诗，立足陶诗英译前译，审视自身审美反应，调动多维翻译主体视角，拟就多重翻译原则，展开多重多边交往对话，实现更新与创见，从心所译，不逾矩。于是，翻译复译的乌托邦实质与巴赫金诗学基石——对话原则所预示的敞开性、未完成性特质契合一处。 陶诗英译复译活动频繁发生的半个世纪间，翻译理论与实践经历了经验（文艺学派）——理性科学（语言学派）——人文（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变化，翻译至始至终表现为意译/直译，艺术/科学的二元对立状态，诗歌翻译姓“忠”还是姓“神”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绝对的直译和意译只能是空想中的空谈。直译与意译对位间性地存在应该是，实际上就是文学翻译复译中的客观事实。因译者而异的翻译策略导致不同的译本反映着巴赫金诗学的核心精神——尊重差异与他者。 巴赫金诗学独特的未完成性与多义性建构特质可以说是一种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巴赫金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巴赫金诗学核心是平等条件下的参与性对话精神，是防止事物一成不变的“间性对话”精神，是放弃完美终结想法，使一切成为事件性审美过程的精神。这一切为文学翻译复译提供着切实的理论支持，对于在“译无定译”过程中积极构建“和谐”翻译格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谐”来自于“求同存异”，来自于“和而不同”。作为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和谐”是指“以适中与得当为核心精神，形成一种普遍的和谐的关系体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整体着眼从局部着手，按照既要适中、又要协调的准则行事，处处把握分寸，随时随地选择一种最为正确、与各方面的关系最为协调的表达方式。”①与此同时，“和谐”还包含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不断提升审美对象“涵义”，通过审美创新更新对话——复调与狂欢化程度或向度的作用。由此可见，“和谐”翻译时时处处映现着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理念。巴赫金给翻译最大的启示就是兼收并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自我和他者共在的多元化复调、狂欢化对话的诗学本质。黑格尔说：“知识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在认识过程中进行理解的意识和它的对象都得到了改变……每一种新的知识的获得都是过去的知识与一种新的并且是扩展了的环境的调解或重新汇合。”从西方文学理论绕了一大圈其实还是回到了他的方向的事实来看，巴赫金诗学基本概念应该、也能够贯穿文学翻译复译全过程，并能够有效抵制翻译一元主体独白，敦促多元化“和谐”翻译局面自然生成，使“和谐”翻译切实成为文学翻译复译的保障性措施和完善型机制。